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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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师傅退休前就是环卫系统的职工，退休以后仍然靠扫大街弄几个零花钱。用他的话：“这辈子一直吃那儿条马路。”

    吃马路有时也能把人吃肥了，四大组的小吴就捡到过老大不小的一个钱包！那是他亲眼看见的。那小子当时就把之财塞到怀里去了，并且咬死了不承认此事，弄得祝师傅里外不是人。后来小吴辞职干个体去了，估计用的就是那笔钱。

    祝师傅为此至今耿耿于怀。他不止一次想，那天如果捡到钱包的不是小吴而是自己，后半辈子就用小着“重抄旧业”了。他没有什么觉悟，真捡到钱包是绝对不会上交的。

    日你个小妈妈的！

    怎么好事儿总是落到别人头上？就算是家雀儿屙屎，三、四十年了，自己头上也该轮上一泡了。没有！他干了一辈子清洁工，最大的一笔收入仅有五块钱，那是十年前的事丁。当时的五块饯还好歹能买三斤猪肉。

    从那时候起，他的大扫帚就学会“长眼”了。哗啦哗啦，一路扫过来，但凡地上有一分钱，也逃不过他那对老眼。

    他负责前后四条马路，活儿不算重。起早点儿，可以在上班高峰之前干完。原先是五条，近几个月，其中一条被刨开铺设电缆，没他的事儿了。他巴不得再刨开一条。

    反正钱不少拿。

    他因此可以多睡十五至二十分钟。气人的是，身体里好像安了个闹钟，一到那时候准醒。他哼哼叽叽地出门，往左，在“康记早点铺”帮人家把铺板卸下来，扫干净门前十几米的一块地面，再将那口大油锅坐到火上。这样，干完活儿以后，他就可以、在“康记”领两根油条和一荼缸没掺过水的豆浆。

    小妈妈的，那油条一天比一天细了。

    他决定从下个月起提出多要一根。

    入秋后天越来越凉了，他肩着扫帚和簸箕箱，两只手揣在袖筒里，瘦肩膀耸得老高，细心的人能发现，祝老头儿的右肩比左肩高出大约有一寸。大凡扫马路的入，双肩根难在同一水平线上。

    黄树叶子越来越落得厉害，老头子放下簸箕箱，看了看风向，又拎起东西来到南口儿，从这儿往北扫顺风。出门时他揣了一盒洋火儿，打算把干树叶子拢起来烧掉，现在看来不行，树叶子不干。

    大约扫出十来米，他看见了墙角儿趴着的那封信。起先他并没有怎么在意，将其和黄树叶子一同往前扫。扫着扫着，老头子感到那封信好像没拆过，于是便弯腰拾了起来。果然没拆过，他捏了捏，想探得里边有没有值钱的东西。信很薄，似乎意思不大。随即，他发现信封上的邮票没盖过戳儿，也就是说，撕下来还能用。试了试，不行，狗日的牯得太结实了。他认为不值得为这一毛钱邮票下太大的功夫。直到这时，他才把注意力转到信的字迹上。老头子粗通文墨，第一眼就发现“信访办”的“访”字写成了“仿”。

    “狗日的没文化！”他咕哝了一句，又举起信封儿对着亮处照了照，可能有由于牛皮纸太厚，什么也看不到。

    至此，他对拣到的这封信便也失去了兴趣。人活着都不容易，大概是封告状信。他这么想着，把那封信叼在嘴里一路扫了下去，最后将它投进了康达公司大门对面的邮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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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桩命案的发生，使那位牢骚满腹的大胡子警长不得不自认倒霉。昨天晚上，他和桑楚折腾到下两点，把调查组从叶小丹宿舍里带回的所有写了字儿的东西通读了一遍，很可惜，没有任何具备线索价值的内容。他原指望找到有关走私轿车的文字。桑楚不是反复强调“背景”么？顾女上提供的这个信息显然是大有文章的。走私轿车，这样的背景不可谓不大！叫人伤心的是，屁也没找到。叶小丹似乎是个天生的粗线条姑娘，既没有日记、笔记，也没有其它和工作内容有关的记载，甚至连信都不多。最大量的是照片、请柬以及贺卡一类的玩艺儿。唯一有价值的是她的一个电话号码本儿，大凡韦庄抄来的那么多人，都在这个本上。可是，大胡子打了二十多个电话，仍然失望而归。几乎所有的人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叶小丹生前一向十分快乐，没有心事。

    “她对决策层的内幕一无所知。老弟，不要把宝押在走私轿车上。”这是桑楚老先生的结论。听得出，他也有些不愿意说出来的失望感。

    那时候，他正对着满满三大本彩色照片出神，那对细眯着的小眼睛里，流溢出某种父亲般的哀怜。

    “韦庄你看，”他用指尖捏着要烧到手的烟蒂，凝视着铺了一床的照片，盘在一起的两条腿细如麻秆儿，“这姑娘是不是很像那个演《纽约人在北京》的姑娘？”

    “像是像，不过我不记得有这么个戏，应该是。”

    “对，纽约、纽约！像么？”

    “我说，”韦庄跟桑楚要了支烟，划火点上，“我说咱们能不能把这堆照片儿先放一放，眼下要紧的是轿车儿事件。”

    “扯淡！现在要紧的是谋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