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大战结束后说的一样，而不是毋庸置疑地承担起战争的责任。如果我们在希特勒还在襁褓之中时就把他除掉，那事情会怎样？这样会让历史前进，还是倒退？抑或这只是换了一个托尔斯泰所说的遭人憎恶的‘傀儡’？很多史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我们终归会到达我们应该到达的地方，这是迟早的事。”
有那么一会儿功夫，莱梅克想给在座的这批新学员举布齐克和库比什的例子。这两个年轻捷克战士的牺牲是英国政府和莱梅克自己一手策划的。他们的行刺无疑是成功的，因为海德克死了。可结果如何呢？那位‘光荣牺牲’的德意志总督被纳粹分子印在邮票上当作纪念，而捷克斯洛伐克却并未能摆脱德国的魔爪，莱扎提和利蒂斯镇也毁于一旦。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没有任何好转。
即便意识到这一切会发生，布齐克和库比什仍然想要用自己的行为改写历史，那些在苏格兰高地一大早接受刺杀训练的战士也是这个想法。
得到的教训是什么？
莱梅克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表示他不知道答案，打算就此结束这段讨论。
一位见习空军高高举起了手。
“请讲。”
“那其他人呢，教授？那些孤单的演员。”
“噢，狂热派和复仇者。那些疯狂的枪手、下毒的人还有刺客，对，这些人怎么样了呢？他们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他们是历史上的‘百搭牌’，是冲动的魔鬼，总是在出其不意的时间出现。有时候刺客们会在关键的时机发挥作用，轻轻一击就让蹒跚费力的历史脚步滞留在原地。有时候，刺客们存在的目的就是死亡，历史不过是帮助他们完成这个任务罢了。更多时候，刺杀就是一场满载着世间苦痛的悲剧，因为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制造仇恨。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所做的事就属于此类。”
“林肯！”一个医科学校的学生说道。
“这个例子众所周知，别太沾沾自喜了。有人说林肯是我们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布思的计划是杀掉林肯还有尤利西斯·格兰特，本来格兰特当晚也会陪同林肯去福特剧院的。另外几个阴谋家则负责在当晚干掉其他几位政府官员。那天是1865年4月14号，礼拜五。虽然国务卿苏尔德的喉咙被刺了一刀，但没人能算做成功完成了任务，布思是当晚唯一大获全胜的人。格兰特当晚没有同林肯去剧院，因为格兰特的夫人不想再忍受玛丽·林肯（林肯夫人）歇斯底里地发脾气了，所以推辞出席。演出开始后，林肯唯一的一名贴身保镖，—— 一名华盛顿警察离开了总统所在的包厢，去附近的酒吧喝酒。那时候内战已经结束了，作为一名南方人，布思唯一能做的就是报仇。他未受任何阻碍便来到了林肯的包厢，大喊了一声‘Sic semper tyrannis’（你这个暴君）然后用一把德林加枪给了林肯左耳后一枪。”
另一个见习空军赶忙插了一句：“那您能说林肯的死没给美国历史带来任何改变吗？”
莱梅克在明亮的教室里踱着步。
“当然，这很难回答，这种疑问中夹杂着客观事实和主观推断。但答案仍是否定的，安德鲁·约翰逊马上即位，太阳还是照样升起，国务卿苏尔德也康复了。不过，对行刺研究了二十年，我得出了自己的一个小理论。我相信历史本身能够预见到一些注定会发生的事件，她在那些事件发生前就为其做好准备，以防事情会变得一团糟。可是我并不认为历史预见到了布思的出现。你们可以发现，每当历史被激怒时，也就是她所喜爱的一个孩子意外离去时，她就会显示力量，做出些非常规的事，确保刺客一定会被抓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说明了这一点。枪杀林肯之后，布思跳过栏杆，抓住窗帘滑落到一楼。可是窗帘缠住了他的鞋跟，他摔了下去，把左腿摔断了。要是没有受伤，布思很可能飞快地逃出华盛顿，混在一大群李将军投降后返乡的反政府战士中没了人影。但既然受了伤，他就必须要看大夫。于是他在马里兰州找到一个名叫马德的大夫看病。这位倒霉的乡村大夫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由于受到这件事的牵连，他在监狱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人们还由此创造出一句美国谚语，每当走霉运的时候，大家就会说‘你叫马德。’历史有一种良好的平衡感，甚至可以说是刚正不阿的，而且还带着点儿幽默感。她接受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但并不喜欢如此；她不会撅嘴生气，只是整装待发、继续前进。这就是她令我们神魂颠倒的原因所在。”
莱梅克走回讲台。
“我亲爱的同学们，问题在于：是伟大的人物自己开创了他们的时代，还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挑选了它所需要的人，然后命令他们接受这种荣誉？那些意外身亡的大人物名单长得令人不可思议：比利亚和萨帕塔、托马斯·贝克特、尼古拉斯二世、恰卡·布鲁、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来、拉斯普京、八个天主教皇，还有数不清的中国、罗马的皇帝、英国法国的国王和王后、沙（旧伊穆朗特国王称号）、沙皇、拉美君主。对了，我们不要忘了那些躲过刺杀的幸运儿们：希特勒、列宁、泰迪·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