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票直接寄到南安顿英哈姆林近郊的亚维隆养老院。
调查到这里，只要一通电话打到当地的警察单位，请人过去拜访一下老太太大概就够了。再怎么说，她对儿子的仅有所知，应该也无助于澄清她孙子的死因。不过，某种感觉突然阻止帕斯卡尔尔依照逻辑行事。或许是因为艾蜜丽最近嘲笑他带有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压抑，让他越想越气；也或许是他打一上午电话调查到的资料达尔齐尔却不屑一顾，令他感到恼火；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他对威尔德尔这份难消的愧疚感，让他非得亲自跑这一趟不可，即使对案子本身的帮助再有限，逻辑和道理再不通！
九十分钟之后，他来到亚维隆养老院，由一位看护带着走在明亮的走廊上。看护穿着尼龙布的连身长衣，如果漂在薄暮中的湖水里，那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白色织锦。
“她今年几岁？”帕斯卡尔尔问。
“七十出头。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还不算太老，不过能活到六十岁以上就等于是中了乐透，对不对？有些人一直到最后都保持的很年轻，有些人则好像从小就想变老。莎拉曼太太给我的印象是，她从二十几岁开始就以当老人为终生的志愿。”
看护讲得开心，不带挖苦的意味。她自己正值中年，而她的志愿则像是要尽量拉长青春的年华。
“她进养老院多久了？”帕斯卡尔尔问。
“六年多了。她呀，如果没有找到人帮她做完所有的事，她绝对不肯罢休的！你好哟，亲爱的，有位绅士来拜访你喔！”
莎拉曼太太的身体羸弱，牙齿全掉光了，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不舒服的衣物，外面再披上一件方格子花样的睡袍。她带着一根黑木圆头棒，下床的时候用它来支撑体重，躺着休息的时候可以用它来强调自主权。帕斯卡尔尔在她床边坐下的时候，她握着木棒，姿态凶悍。
“你好哟，莎拉曼太太，”帕斯卡尔尔说。
“你想干什么？”她质问。
问得好。
“只想聊聊天，”他说，微微一笑——艾蜜丽称之为“小男生不知所措”的微笑。
“我今年七十九了——”
老妇人高声说，突然拿木棒戳向他的下体。帕斯卡尔尔警觉之余将椅子拉开两英尺。看护在莎拉曼太太背后以嘴形说“七十三”。
“而且我还有自己的牙齿，”老妇人继续说，同时露出无牙的牙床。“只是，我忘记摆到哪里去了！”
这显然是她最爱开的玩笑。她嘎嘎笑得好开怀，笑音尖扬，在他们坐着的暖室里荡起共鸣的回音，并传向更远处的庭园，仿佛风笛总是召唤风笛，从巍峨的高山接连至低洼的峡谷，一路蜿蜒演奏出变奏的组曲。
帕斯卡尔尔也跟着笑，一来是基于礼貌，二来则可以延迟面对棘手场面的时刻。他利用几分钟的时间仔细观察老妇人的皮肤。在没有衣物遮蔽的部分，她的肤色虽因年老、天候而暗沉，但她却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种人。帕斯卡尔尔并不是黑白通婚问题专家，却回想起在歌舞厅流行的一则老笑话：一个华人女孩抱着一个带有欧洲血统的婴儿给丈夫看，结果丈夫跟她说，王加王生不出小白。
克里夫特·莎拉曼的父亲，也就是这位老妪的儿子，据描述是正宗黑人，由此推测，老妪的丈夫并不是克里夫特父亲的生父。可怜的中士为了民主捐躯，死前浑然不知妻子也献身于他人。然而，当她抱着她的黑白混血儿回到南安顿英哈姆林的时候，仍然必须面对家乡父老扬起眉尾与倒抽一口气的面孔。是她难以承受压力与偏见，所以才把儿子送进孤儿院吗？当然！他如此回答自己。当时是一九四五年，英国或许已可接受人人平等的主张，但距离承认黑人跟白人的地位相等还早的很呢。
他轻声说：“莎拉曼太太，希望你别介意，我想跟你谈谈你丈夫莎拉曼中士的事。”
“能谈什么？”莎拉曼太太质问，突然起了疑心。“他老早就死了。”
“是，这我知道，”帕斯卡尔尔心平气和地说。
“你谈他的事要干什么？我连他的长相都记不清楚了。”
她的脸扭曲成冷笑状，帕斯卡尔尔担心这是哀悼亡夫的前兆。
他沙哑地说：“我不是故意要让你难过……”
“难过？只有一件事会让我难过：假如你跟我说那个烂人根本没有死，而军方现在要跟我讨回抚恤金！”
她把干瘪的一只手盖住嘴唇，演出错愕的表情，表示她不慎讲出了真心话，但是帕斯卡尔尔认为她是故意的。
他提醒自己，她年老体弱，而他不久后就要向她报告孙子的死讯；继而再告诉自己，她也曾经年轻貌美过，走在街上会让男人回头注目——呃，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莎拉曼中士，另一个是和她生下儿子的不明黑人。然而，他还是很难把对她的厌恶转换成同情。
“是，他已经死了，没错，”帕斯卡尔尔说，“我其实想跟你谈的是你的儿子……”
“我儿子？”她坐直上身，举起木棒，这次可不是无意识的威胁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