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后来他下令，从此一定要把儿子当成已经死了。他在葛林岱村的圣威尔菲教堂挂了一块纪念牌匾，还举办告别式。霍尔比夫人那天生病无法出席。”
“可是，她能了解丈夫的苦心吗？他这人一定也非常主观，”帕斯卡尔尔说。
“像是两大巨头火拼呢，”契斯克瑞思说，“山姆·霍尔比是真正的硬汉，不过夫人也身怀一种必杀技。多数女人都懂这一招，只是暂时不用。”
“那是什么？”
“长寿。看看身边的人，躺在墓园中的多半是男人，搭邮轮旅游的多半是寡妇。”
帕斯卡尔尔放声大笑。
“你真幽默，”他说。“你刚才说，贵事务所很少直接参与霍尔比夫人的寻子行动，不过遗嘱想必是你亲手拟定的吧？”
“没错，好几年前拟定的。”
“你认同遗嘱的内容吗？”
“这问题问得不好，”契斯克瑞思说，“所以我也不会用心回答。不，我不认同。我努力说服她稍微修改内容，她却坚持不改里面的主要条文，我也觉得没必要因此失去一个有利的大客户。”
“没有精神不稳定的问题吧？”
“没有，在她立遗嘱的期间绝对没有。”
“言下之意是，你觉得她后来就不稳定了？”帕斯卡尔尔识破律师常用的遁辞，追问不舍。
“最近这三年，也许吧。你也知道，她曾经中风，病情紧急了一段日子，后来却出人意料康复起来，只可惜她从此常挑明的说，有人耍阴谋，不让她找到儿子。究竟是谁耍了阴谋，她却从来不指明清楚。不过根据她的说法，那人派了一个黑色恶魔假装成儿子的使者前来找她，却被她一眼看穿，把使者赶走。别问我她是怎么赶走的。不过这场胜利（她这么解释），让她更加相信亚历山大还活在人间——别问我理由何在。但是，她担心再次不良于行，所以拟了一个平面广告，希望刊登在意大利的报纸上，上面写说她病得很严重，有任何线索的人请联络我。两个月后她又第二次中风，我便把这个广告登在意大利的报纸上。班恩德勒依来找我的时候，便拿出刊在意大利《国家报》上的那份广告。”
“原来如此。广告还引来了其他人吗？”帕斯卡尔尔询问。
“那当然。我们在谈的其实是人性啊，警探。以你我从事的行业来说，我们经常接触歹徒。这些人看了广告，大部分是写信来说知道亚历山大的行踪，希望我拿钱来买情报。”
“你怎么应付他们？”
“我回信时附上一张年轻人的相片，问他们是否真能确定他们认识的那个成熟男子跟照片上的人是同一人。”
“我猜他们当然全说确定罗，”帕斯卡尔尔笑着说。
“没错。百分之百确定是同一人。好笑的是，我寄去的是我自己二十岁时的一张快照，想当然耳，那一定跟亚历山大·霍尔比天差地别！”
“高招，”帕斯卡尔尔真心说。“不过我猜，班恩德勒依的条件一定很有说服力。”
“没错。他当然没有先写信给我，他自己说，他一回到英国，才发现为时已晚，母亲已经先走了一步。所以才会在葬礼上出现那种夸张的举动。”
“我们现在知道，他早在葬礼举行的一个礼拜之前就来到英国了，这就说不过去了吧？”帕斯卡尔尔说。
“他承认自己踌躇不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还自称打过三通电话去特洛伊庄园，询问母亲的病情，而最后一通就被告知母亲已经病逝。凯依瑟·里斯特依契小姐说，她是接过不少不认识的人所打来的电话。”
“班恩德勒依讲的话可信吗？”
“那当然。他绝对是做过功课了。出生年月日、家中的细节、学历、特洛伊庄园——详细得让我佩服。不过当我开始问他，这么多年来他为何没有回来，他就变得越来越浮躁，拍拍头说他饱受长年折磨，需要一段时间来疗伤，然后突然转身就离开，说他很快会再跟我联络。”
“这让你对他半信半疑？”帕斯卡尔尔问。
“不。想让律师半信半疑，只讲那样还不够！”
这时电话铃响，瑞茜尔告诉契斯克瑞思，有人找帕斯卡尔尔。帕斯卡尔尔接起契斯克瑞思桌上的电话，契斯克瑞思则很有礼貌地假装欣赏窗外的风景。
是达尔齐尔。
“帕斯卡尔尔，班恩德勒依的相片已经登在《挑战者》集团的一些报纸上了，我们也接到里兹打来的一通电话，对方说他是海摩旅馆的老板，他认得报纸上的那个人，说他在那里住了两个礼拜，登记的姓名是A.庞亭先生，设籍伦敦。他们记得他是上个礼拜五溜掉的，欠了两个礼拜的住宿费。我帮你跟当地的警察局打过招呼了，你直接过去旅馆找老板谈就行，他姓博德。没问题吧？”
“是可以，不过我想先去特洛伊庄园，然后去旧磨坊……”
“等回来之后再去！反正你有一整天的时间。”达尔齐尔低吼。“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忙，像我，等一下就得去一个扶轮社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