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没有离开屏幕：“因为担心他不会来，担心打不中他，还是担心我们都被抓起来？”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迪娜，从来都不。”
“没有人喜欢。如果我们喜欢，现在也不会在这里了。我们干这个是因为没有选择，因为他们强迫我们这样做。加百列，告诉我，如果他们明天决定停止爆炸、停止杀戮，那会怎么样？那样就和平了，对吗？但他们不喜欢和平，他们想毁掉我们。哈马斯和希特勒唯一的区别是，哈马斯没有技术和手段屠杀犹太人，但他们正在研究这样的手段。”
“巴勒斯坦和纳粹之间还是有明显的道德分界的。哈立德做这件事的背后有某种正义的支撑，他只是采用了可憎的手段。”
“正义？哈立德和他的同党有太多机会可以拥有和平了，但他们不想要。他的逻辑就是毁掉我们。如果你相信他想要和平，那么你就是在自欺欺人。”她指了指屏幕，“如果他来到这条街上，你有权利、也有道德上的义务，确保他永远不会离开那栋楼，永远没机会再进行杀戮。结果了他吧，加百列，否则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替你杀掉他。”
“你真的会吗？你真觉得你可以在街上杀掉一个人？你觉得扣动扳机对你来说就那么容易？”
她沉默了一会儿，目光一直停留在闪动的屏幕上。“我父亲是乌克兰人，”她说，“叫齐夫，他是他家在战后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其他人都去了巴比谷，和另外三万犹太人一样被枪毙了。战后他去了巴勒斯坦，改用希伯来名萨里德，意思是幸存者。他娶了我母亲，生了六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代表一百万浩劫的殉难者。我是最后一个，他们给我起名叫迪娜，意思是复仇。”
乐声的音量突然变大了，随后又缓缓地降了下去。音乐结束后，只剩下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迪娜突然眯起双眼，仿佛激起了某种身体上的痛楚。她的眼睛定格在圣雷米大街上，但加百列知道，占领她脑海的却只有迪岑哥夫大街的那一个瞬间。
“1994年10月19号，我和母亲还有两个姐姐在迪岑哥夫大街和艾斯特女王大街的拐角等车。5路车来了，我和母亲、姐姐吻别，看着她们上了车。车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她顿了顿，转头望着加百列，“他就坐在司机后面，脚旁边放着一个背包，他当时也看了看我。他看上去善良可爱。不会的，我当时这么想，不可能，没人会到迪岑哥夫大街去炸5路车。所以我什么都没说。门关上了，车开始离站。”
她的眼睛里充满泪水，双手盖住了大腿上的伤疤。
“那个男孩包里装的是什么——那个我明明看到了却没有说什么的男孩？是埃及地雷。这就是他包里装的东西。他携带了二十公斤的军用三硝基甲苯和泡过老鼠药的螺栓。我先看到一道亮光，然后才听到爆炸声。公车在空中飞出了几英尺，然后撞到地上。我被爆破的冲击波推倒在地。我看到人们在我身边大叫，可是却什么也听不到——冲击波伤到了我的耳膜。我发现身边有一条人腿，我以为那是我的，但我发现自己的两条腿都还在。那是公车上另一个人的腿。”
加百列听完她的话，马上想起了罗马，想到自己站在西蒙·帕斯纳身边，望着使馆残骸时的情景。让迪娜上船只是偶然吗？还是沙姆龙希望在他身边安置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提醒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一批到达的警察看到满地的血，闻到烧焦的肉味，一下子就吐了。他们跪在地上呕吐。我躺在那儿，等着有谁可以过来帮帮我，地上的血开始流到我身上了。我看到旁边的楝树树梢上还挂着人身体的碎块。那天早晨，迪岑哥夫大街上下着血雨。后来犹太公墓的祭司来了，他们用手清理了稍微完整些的四肢和躯体。我看到祭司用夹子拾起了我母亲和姐姐的尸体碎片，放进了一个塑料袋里。那就是我们后来埋葬的东西——身体的碎片。残留物。”
她用手抱住双腿，把下巴放在了膝盖上。加百列坐在她身旁，盯着显示屏，以确保不会错过重要目标。他把手搭在她肩上。眼泪从她的脸颊滑落下来。
“我真的恨我自己。如果我知道那个长相可爱的男孩是阿卜杜勒·拉米·阿勒·苏维，是哈马斯卡萨姆军团的人，我一定会警告他们。如果我知道阿卜杜勒的兄弟在国防军1989年的枪战中被杀，我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要选择特拉维夫北部的5路公车。我决定反击，不是用枪，而是用我的大脑。我发誓，下一次我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人，我都要知道，我都要在一切发生前警告人们。这就是我加入情报处工作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想到罗马和贝特赛义德之间的关联。我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
又是两行眼泪，这次加百列帮她擦掉了。
“为什么他要杀我的母亲和姐姐，加百列？因为我们偷走了他们的土地？因为我们是占领者？不，因为我们想要和平。如果我说我恨他们，请你原谅我。如果我祈求你不要同情哈立德，请宽恕我的罪过。我是迪娜·萨里德，是复仇的种子。我代表了第六个一百万的死者。如果哈立德今晚过来，你不能让他再走上那辆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