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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酒店的员工很难忘记那位来自慕尼黑的绅士。处事圆滑的总领班卡图比先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易怒，喜欢找人麻烦，活脱脱一个自以为是的小人物。事实上，卡图比先生已经对他厌恶至极，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藐视。到了第三天，卡图比先生非常不真诚地朝他笑了笑，直接就问：“这次又怎么了，肯普先生？”
抱怨从他到达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肯普先生订了一间无烟房，但他坚持肯定有人在里面吸过烟——虽然自认为嗅觉非常灵敏的卡图比先生完全闻不到任何烟味。第二个房间离游泳池太近了，而另一间又离夜总会太近。最后，卡图比给了他一间高层河景套间，还没有加收费用，而这个房间也被肯普称为“绝望中的唯一选择”。
游泳池太热，浴室太冷；自助早餐让人无法忍受，每顿晚餐都糟糕透顶；洗衣房弄坏了他套装的领子，水疗馆的按摩伤了他的脖子。他要求工作人员每天早晨八点整去清理他的房间，而且会一直留在那里监督他们工作——他说伊斯坦布尔的希尔顿酒店坑了他的钱，他决不会允许同样的事情在开罗发生。工作人员离开后，他马上就会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把手上，再也不摘下来，就像一面战旗。卡图比真希望自己也可以在大堂的工作台挂上同样的牌子。
每天早晨十点，肯普先生会拿着旅游地图离开酒店。酒店司机靠抽签决定谁来伺候这个讨厌的客人，当他的导游。每一天的出行都比前一天更加悲惨。他说埃及博物馆需要彻底的清扫；古堡在他眼里是一个肮脏的碉堡，在吉萨金字塔，他还被一头坏脾气的骆驼咬了一口。从科普特区回来后，卡图比先生问他喜不喜欢圣巴巴拉教堂。“不错，”肯普先生说，“不过还是不如我们德国的教堂漂亮。”
第四天，卡图比站在酒店大门口，看着肯普先生走出旋转门，走进了带着沙粒的风中。
“早上好，肯普先生。”
“这很难说，卡图比先生。”
“肯普先生今天需不需要叫车？”
“不，他不需要。”
他沿着滨海大道走远了，那件“领子被弄坏”的西服夹克在风中飘动，就像是运货车的挡泥板。开罗是一座善变的城市，卡图比先生心想，但就算是开罗恐怕也没法和肯普先生匹敌。
塔拉特哈勃大街旁矗立着的肮脏而残破的楼宇让加百列看到了欧洲的影子。这时，他想起了肯普先生看过的那本参观指南，上面写着，19世纪，埃及的统治者伊斯梅尔就想过把开罗建成“尼罗河畔的巴黎”，并且真的雇了一群欧洲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来完成他的梦想。这些建筑拥有新哥特式风格的外墙，熟铁铸成的栏杆，装了百叶窗的长窗。不同的是，它们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污染和糟糕的天气，并且从来得不到重视。
他来到了一个环形路口。一个穿着凉鞋的男孩拽了拽他的袖口，邀他去自家的香水店看看。“不要，不要。”加百列用肯普的德语腔说道，但他推开那男孩的动作更像是以色列人在旧城巷子里摆脱小贩的样子。
他沿着环形路口的逆时针方向转上了尼罗大街，那是开罗的香榭丽舍大道。他走了一会儿便停下来，通过商铺的窗户检查自己是否被跟踪了。然后，他离开尼罗大街，进入了旁边的一条窄道上。他没法在人行道上走，因为上面都停满了车，只能跟着开罗本地人走到了马路上。
他找到了沙姆龙在离开前夜给他的名片上的地址。那是一座意大利式建筑物，表面涂成了尼罗河泥浆的颜色。三楼的一扇窗户外挂着BBC整点新闻的主题标语，门口外不远处，一个小贩正在兜售纸盘装的意大利面，旁边站着一个卖酸橙和面包的蒙面女人。穿过喧闹的街道就是一栋小楼，屋顶下站着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穿着防风夹克的穆卡巴拉监视人员。他目送加百列走进了楼门。
小楼的底层又阴又冷。一只瘦弱的埃及猫瞪着空洞的眼睛，竖着大耳朵，在角落里向他低吼了两声，然后钻进墙角的洞里去了。一名努比亚守卫穿着柠檬色的长袍，围着白头巾，正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木椅子上。他用黝黑的大手接过了加百列手中那张名片。
“三楼。”他用英语说道。
楼梯尽头有两扇门。门的右边是一块铜牌子，写着“大卫·昆内尔——国际报”。加百列按响了门铃，一个苏丹小伙子马上把他请进了前厅。加百列用带着德国腔的英语和他交谈。
“怎么称呼您呢？”苏丹男孩问道。
“我叫约翰尼斯·肯普。”
“昆内尔知道您要来吗？”
“告诉他我是鲁道夫·海勒的朋友，他就知道了。”
“请稍等。我去看看昆内尔现在能不能见您。”
苏丹人消失在了两扇高高的门背后。加百列走到窗前，望向窗外。角落处那间咖啡馆的服务生端着一个银色的茶盘走了过来，茶盘上放了一杯茶。加百列听到苏丹人回来了，便转过身去。“昆内尔现在可以见您。”
加百列走进的那个房间有点重回罗马的味道。木地板非常粗糙，应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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