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打磨过，天花板线条上则蒙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房间的两面墙都是书架，上面摆着各类关于中东和伊斯兰历史的书籍。木质大书桌上堆着泛黄的报纸和没读过的信件。
房间里很暗，除了透过法式长窗照到地面上的梯形阳光，以及落在大卫·昆内尔的旧麂皮鞋上的一点光斑之外，整个屋子都是阴沉沉的。大卫·昆内尔放下手上那份今早发行的《艾布拉姆报》——政府办的日报，用阴郁的目光望着加百列。他穿着皱皱的白色牛津布衬衫，外面套了一件带肩章的深色夹克，稀疏的额发搭在布满血丝的眼睛前。他挠了挠下巴，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加百列在门口就闻到了浓浓的威士忌味。
“鲁道夫·海勒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昆内尔阴沉的表情和他热情好客的语气很不匹配，加百列感到他的话是对着穆卡巴拉的“听众”说的，“海勒先生告诉我您会过来。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加百列把一张照片放在了他混乱的书桌上——那是穆罕默德·亚维什给他的那张在哈德拉拍的照片。
“我是来这儿度假的，”加百列说，“海勒建议我来找您。他说您会让我见识一下真正的开罗，他说您比任何人都了解埃及。”
“海勒真是个好人，他最近怎么样？”
“和往常一样。”加百列回答说。
昆内尔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用眼睛瞟了一下那张照片。
“我现在有点忙，但我想我可以帮帮你。”他拿起照片，把它夹到了报纸里，“我们出去走走吧，怎么样？最好在他们把暖气调高前离开这儿。”
“你的办公室被监听了。”
他们走上了一条狭窄的林荫小路，路的两旁都是商铺和小贩。昆内尔停下来，欣赏着一卷血红色的埃及棉。
“有时候会，”他淡淡地说，“所有的文人都会被监视。埃及的治安机构这么庞大，肯定得干点什么。”
“但你不是一般的文人。”
“是啊，但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倒霉的穷酸英国老头，想在纸媒世界里混口饭吃。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我让他们在搜查之后帮我把房间整理一下，他们倒是干得不错。”
昆内尔放下了手里的棉布，小心翼翼地沿着巷子朝前走。加百列在走之前又回头看了看，那个负责监视的人正懒洋洋地翻看着一只阿拉伯铜质咖啡壶。
加百列跟上的时候，昆内尔的脸上已经渗出了汗水。他曾经是个明星，是伦敦一家重要报纸的通讯员，是那种会空降到某个热点新闻现场进行报道，然后在事件冷却、人们失去热情之前离开的人。但因为贪恋美酒和女人，他从事业的巅峰滑落了。后来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动时期来到以色列，认识了沙姆龙。在太巴列的一次晚餐会上，沙姆龙经过一番打探之后发现了他的软肋——债务堆积如山。尖酸、酗酒成性的英国人外表之下，隐藏的其实是一段犹太人的过去。在露台上喝咖啡的时候，沙姆龙开始了他的游戏。他保证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在沙姆龙看来，所谓“合作伙伴”就是他可以引诱或勒索的人。昆内尔利用他的阿拉伯资源向沙姆龙提供信息，偶尔还会帮沙姆龙发表政治宣传文章。作为回报，昆内尔的债务烟消云散，他还得到了一些新闻的独家播报权，以挽救他日薄西山的名声。同时，还有出版商帮他出版那本他盼望多时、希望可以变成铅字的书——虽然沙姆龙从来没告诉过他，自己是如何得知他书桌的抽屉里有这样一本手稿的。合作一经开始，昆内尔就没有机会反悔了，因为和穆罕默德·亚维什一样，他不能看着自己的事业毁灭。为了赎罪，他在公众面前已经完全站在了阿拉伯人那边。在《逃离华尔街》中，他被视为“巴勒斯坦的声音”，对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充满同情。帝国主义者、揩油的西方人和他们的私生子以色列收获了他们的果实。昆内尔经常这样谩骂，巴勒斯坦的公正不能实现，皮卡迪利大街就不会太平。他是半岛电视台最喜欢的西方评论员，在开罗的社交圈也很受欢迎。亚西尔·阿拉法特曾经说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勇士——唯一一个了解阿拉伯的西方人。
“扎马雷克有个餐馆叫咪咪餐厅，你应该试一试。那儿的菜味道不错，音乐也好听。”昆内尔顿了顿，又略带挑逗地加了一句，“那儿的人也很有意思。”
“咪咪是谁？”
“咪咪·费雷雷，她可是扎马雷克社交圈的尤物，她二十年前来到这里，就再也没回去过。所有人都知道咪咪，咪咪也认识所有人。”
“她为什么来开罗？”
“谐波汇聚。”
昆内尔看到加百列不解的眼神后继续解释道：“一个叫裘丝·阿贵勒斯的家伙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玛雅元素》。他说他在《圣经》、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日历中发现，1987年8月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整个世界将面临两种可能性，它有可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有可能就此毁灭。为了避免毁灭，来自全球各国的一百四十四万人聚集在一个所谓的能量中心，汇集正能量。咪咪就是在那个时候和成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