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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达妮、克莱尔和我的计划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反正没有任何收获）：重访近期受害者（也就是我见过的那三个姑娘）的住处，寻找犯罪模式和能将它们与旧案联系起来的线索。不过这里面有个小问题，受害者的公寓仍被视为犯罪现场，而我又是这几起案件的嫌疑人，跟踪我们的警察也许不会像先前那样谨慎随和。
就这样，在一个明媚但寒冷的春天早晨，西碧莱恩·洛琳度—高尔德再次走出她的隐居之处。这次我穿着我母亲的全套行头——黑色礼服、长袜，等等，只有鞋子除外。克莱尔倒是也想逼我穿高跟鞋，但我实在套不上我母亲的矫正鞋，所以换上了我唯一的高帮黑色皮鞋：一双战斗靴。我的面容藏在厚如石膏的粉底、樱桃红的口红、浓重的眼线膏和睫毛膏底下。我的眼皮涂成了深蓝色。
达妮和我收拾起我们的东西，包括一个小过夜包，装着我平时的衣物。克莱尔在窗口把风。
“看见他了，”她用窗帘挡着脑袋，“黑色轿车，十点钟方向。”
“十点钟是哪个方向？”
“马路对面的消防龙头。”
“好极了。”我说。
达妮用手机打了个电话。“好，行动，”她对手机说，“黑色警方车辆，你左边的消防龙头前面。”她挂掉电话，“咱们走。”
“祝好运。”克莱尔在窗帘底下叫道，穿着运动鞋的两只脚兴奋得乱抖。
“好。”我戴上黑色草帽（有一朵朵小玫瑰花的那顶草帽），和达妮出门。
来到楼下大堂，我把手提箱交给达妮，接过橡胶头拐杖，但我们没有立刻出去。我们在门口等待，随即听见街上传来响动。就仿佛脚下的阴沟里爆了颗深水炸弹，就仿佛哥斯拉摧毁布鲁克林之后走了过来。
“他来了。”达妮说。他确实来了，开着钢丝辐条车轮的金色凯迪拉克轿跑，重低音响得震耳欲聋。RX738前来救驾。他驶近，停车，就堵在警车前面。我们走出公寓楼，达妮替我开门，挽着我的手臂，我拄着拐杖，假扮有关节炎的老妇人。我和达妮走向她停在不远处的破旧达特桑。她打开乘客座的车门，扶着我坐进去。她绕向驾驶座，我望向后视镜，见到我们的尾巴——那个警察或调查局探员，一个戴墨镜的白人——正在和RX吵架。
达妮坐进车里，我说：“咱们走。”她看着身边的侧镜。
这时候，RX跳下车，他比我记忆中还要壮硕，六英尺三英寸的身高加上灌木丛似的爆炸头，他邀请瘦巴巴的年轻警察下车谈谈。达妮发动引擎，我看见他们吵得越来越凶。白人挥舞手臂，RX逼近他。白人挥舞警徽，RX哈哈大笑。然后白人开始挥舞手枪。
“操！”我说，“大事不妙，还是别玩了吧。”
“别担心，”她说，换挡启动，“雷克斯搞得定。”
RX不慌不忙地后退两步，高举双手，转身把手掌放在车顶上。达妮驶上马路，我看见凯迪拉克里又钻出一名乘客，刚才我没注意到这个穿深蓝色条纹正装的大块头白人。他也高举双臂投降，但一只手捏着一张名片。
“那是谁？”我问。
“他的律师。”达妮说，驱车离开现场。
“上帝保佑律师。”我说，“我要是发财了，一定也请一个。”
达妮慢吞吞地开到路口，那场闹剧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她拐上北大道，猛踩油门。我换上男性衣服，用湿纸巾擦脸。我们驶向城区，霍雷肖街，摩根·切斯的住处。
我们开过她那个街区，然后又兜了一圈，寻找停车位和监视现场的警察。没有发现蹲点的警察，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辆UPS卡车驶过街道，一辆出租车猛按喇叭。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走过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春天似乎选了这个街区开欢迎派对。树木展开薄若蝉翼的芽膜，每次有风吹过，一把把状如心脏和蝴蝶的芽膜就落向停泊的车辆、正在打电话的正装男子、拄着两根拐杖（橡胶头，和我那根一样）的老太太。摩根的那幢楼还是那么容易进去，但公寓门锁着，还贴着警方的黄色胶带。
“现在呢？”达妮问，拍掉头发里的一小块白色芽膜。
“我打赌窗户开着，为了通风换气。咱们走防火楼梯试试。”
我们爬上屋顶，走向大楼后侧，尽量轻手轻脚地走下防火楼梯。还好这会儿是工作日的上午，其他公寓都紧闭窗户，合上了百叶窗。没人看见我们。摩根家的窗户开了六英寸左右，里面只拉着薄窗帘。我抬起窗户，钻进去。达妮紧随其后。
公寓算是清理过。浸满血污的床垫和席梦思连同所有被褥都不见了。钢铁床架和弯曲的横档床头板仿佛抽象雕塑，主题不是陷阱就是战车，反正不是休息的地方。床下的地板经过擦洗，清漆都被刮掉了一层，颜色比周围的木板要淡。然而，尽管费了很大力气消除犯罪的踪迹，却只让这个房间显得更加阴森。我想到我为克雷写的故事，发生在这个房间里的那一幕。
警方无疑用镊子和放大镜检查过这里，但我们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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