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多；通达善辩者，每恃其口舌之便，遂以问于人为耻，恐损己之誉；躁于进取者，每务速成速效，遂厌于沉潜深入，喜浅尝而止。
樊须不然。质性沉缓，非敏捷捷利之流；心志专一，不为旁骛纷华所乱；行事笃实，不好虚浮驰骋；求知恳切，如大旱之望时雨。不以质性若愚拙而自馁，不以见闻尚浅陋而自弃，不以所习多鄙近而自封，不以略有所知而自足。每遇义理幽微、奥旨难通之处，必敛容俯身，恭谨请教；往复叩难，不厌再三；由表及里，层层深究；字斟句绎，字字细参。务求洞彻义理之本源，明辨事理之终始，厘清义利之界域，洞晓是非之权衡。断不肯浅尝辄止，以一知半解为足；不肯囫囵吞枣，含糊而过；不肯置疑不问，任其壅蔽于心；更不肯师心自用，自以为是，拒纳善言。
其平生问学，最为后世所传诵者，厥有四端：问仁、问智、问稼、问政。四番叩问，如四脉清流，贯穿毕生治学之脉络；四项义理，如四根柱石，筑就一生立身之根基；四层大义，支撑起他日从政临民之本心；四条轨辙，启迪千秋万代后学向道之途。
樊须之所问，非为逞口舌之辩，以博能名；非为故作姿态，刻意矫饰；非为沽取声誉，邀人赞叹；非为搜奇猎异，炫示博闻。每一问，皆发自真实之困惑，起于真实之见闻，缘于真实之时局，根于真实之民生疾苦。乃是一个起于乡野寒门之子弟，目覩乱世之崩乱、生民之困穷、时政之阙失、人心之浮沉，感于中而发于口，发自肺腑、出自本心之求索与叩问。
昔者樊须侍坐于杏坛，从容请问：何为仁？夫子简而答之：“爱人。”
只此二言，极简、至朴、至平、至真。无幽眇玄奥之辞，无闳大高深之论，无铺陈繁复之说。而寥寥数字，遂为儒道立心，为人世立本，为治道立根，为君子立身树立至高之极则。
当是之时，世间士人，多将“仁”看作高高在上之圣德，庙堂简册上空悬之文辞，典籍之中幽远之义，唯圣贤所能独至。率以为凡夫俗子、乡野布衣、寻常小吏，境界未及，力不能逮，难以企及，难以践行，难以长久坚守。
樊须一闻此训，如迷雾忽开，朗日乍照，胸中豁然通透。遂铭之于心，书之于怀，终身拳拳奉行，未尝稍忘。在其心中，仁非悬空缥缈之道，乃是日用寻常之实；非遥不可及之德，乃是人人可用以立身之本；非圣贤所可独有，乃是凡有血气者皆可持守；非庙堂卿相所专属，乃是四海万民皆可遵行。若身居上位、有牧民之责，则仁见于爱民恤民，轻徭薄赋，宽刑省役，不妄兴土木，不轻启力役；若居于乡野、为民庶一员，则仁见于孝亲敬长，和洽邻里，赈恤孤弱，扶危济困，敦厚一方风俗；若值乱世扰攘、邪正相淆，则仁见于守善而不为恶，守正而不趋邪，守心而不妄作，守义而不徇私。自闻“爱人”之训而后，樊须之一生，行事也、从政也、处世也、待人也，一皆以此为衡准。胸中无刻薄残刻之念，心底无偏私阿曲之心，行事无侵凌残害之行，接物无冷漠疏隔之态。
未几，樊须复请问：何为智？夫子曰：“知人。”
真正之智，不在于机变权谋之巧，不在于辩口利辞之捷，不在于斤斤算计得失，不在于一味趋利避害以全身；而在于能知人心之善恶，能识事物之本末，能明世道之治乱，能辨义理之是非。
乱世之大愚，往往不在于学识之浅、资质之庸、见闻之寡；而在于知人不明，视物不清，辨理不透，守志不坚。由是世人多以奸为忠，以私为公，以乱为治，以恶为善。甘心依附权臣浊吏，奔走追逐浮华货利，背弃礼法之正道，一步步沉沦于浊乱之流，而不自知。
樊须领受“知人”之训，终身以此为智。一生不尚机巧诈伪，不习纵横权谋，不学投机趋避，不逐口舌机锋。观人必先察其本心，观事先必寻其根本，观政必先稽其民隐，观世必先揆之于大道。及后出仕，置身鲁国浑浊之朝堂，而能明察三桓扩张私门之私心，洞悉浊吏阿上罔下之奸谋，看透政令苛猛之弊，深知治乱循环之源。权势再炽，不能迷其双眼；虚名再盛，不能惑其灵台；利禄再厚，不能动其操守；世俗之风再盛，不能移其素志。凡此定力，皆得此圣训之涵濡、此义理之启迪、此真知之践行。
其后，樊须又郑重请于夫子，愿学稼、愿学圃。
是时春秋之世，士林之习，大抵鄙薄农事，轻视躬劳，傲睨乡陇，一心向慕庙堂。以诗书礼乐为尊贵之业，以登朝封侯为无上荣名；以耕稼树艺为卑下之役，以乡土实务为鄙陋之事。朝野之间，蔚成风气：重虚文华辞而轻实事功行，尚高位尊荣而薄民生疾苦，崇清谈高论而贱勤劳作业，慕显贵荣华而鄙乡野闾阎。
樊须生于农家，长于阡陌，自幼目见农夫终岁勤苦，沐雨栉风，手足胼胝，而仍不免于饥寒；深知稼穑之艰难，衣食之不易。静观天下大势，以为天下之乱，始于民穷；民穷之源，始于农事之凋敝；农事之弊，始于在上者之奢靡；在上者奢靡，又始于士林慕尚浮华、忘本逐末。是以诚心恳切，求教稼圃务实之学，意欲以重农厚本安定民生，以乡土实务救济乡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