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施政惠民、坚守礼法正道，便心生极度嫉恨，暗中肆意诋毁、多方排挤打压、无端罗织是非罪名，一心想要铲除朝堂清流、扫清利己障碍。
这般浊劣官吏，早已深谙乱世官场的生存捷径：顺从权臣心意，便可权势荣华加身；坚守礼法正道，只会困顿屈辱缠身；追逐一己私利，便可仕途通达顺遂；心存天下公义，便会穷困潦倒无依；依附朝野浊流，便可安稳立足乱世；坚守清正本心，便会危机四伏招祸。是以他们全然摒弃儒士立身行道的根本、臣子侍奉君上的忠道、官吏安抚百姓的职责，终生唯以阿谀权势、搜刮民财、固结私党、保全自身禄位为唯一追求。
鲁国朝堂的清浊之争、正邪之斗，自此愈演愈烈、无休无止。朝堂清流之士孤立无援、势单力薄，朝野浊流之徒遍布朝野、根深势大，圣贤正道日渐式微沉沦，奸邪邪道日渐横行无忌。
樊须独自置身于这般错综复杂、正邪交织的乱世乱局之中，始终心智清醒、自持自律、明辨是非、坚守底线、从容周旋、不乱本心。他容貌敦厚朴拙、气质沉静端严、举止稳重审慎、有度有节、行事踏实务实、不尚浮华。平日居官处事，无半分矜夸自傲的姿态、无丝毫躁进求名的心思、无逞强争辩的言语、无阿谀逢迎的神色。
对上，绝不谄媚讨好季氏权贵，不对权臣屈膝折腰、逢迎取宠，绝不盲从助力私门苛政、绝不违背礼法坚守的本心；对下，绝不欺压底层黎民百姓，不施行严苛酷法、不随意兴起苛役、不贪占百姓分毫利益、不扰乱乡野民生安稳；对同僚，绝不结党营私、不依附派系势力、不争功诿过、不计较荣辱得失，唯独以千古礼法为立身准则、以天下民心为权衡标尺、以圣贤道义为行事根基、以济世初心为终身归宿。
乱世之中，儒者仕宦立身行道，最难之事，从来不是隐居山林、独善其身、坚守正道，而是入世居官、身陷浊局、坚守本心。隐居避乱之人，彻底隔绝污浊俗世、远离朝堂纷争，独守一己清名、保全自身节操，看似清高绝世，实则最为容易；唯有入世为官之人，直面权贵层层压迫、浊流肆意裹挟、利害万般纠缠、是非无尽羁绊，想要践行大道却不招惹祸端、想要安抚万民却不违逆上位、想要坚守正道却不荒废职事、想要成就功业却不亏损名节，其艰难险阻，百倍于隐居守道。
回看孔门诸位仕鲁弟子，人人皆有进退取舍的得失、心性修行的考验、立身行道的缺憾：冉求身负旷世多才、精通治国之术、擅长理财整军，深得季康子信赖倚重，身居高位、手握实权，风光一时无两。却因长久身处污浊乱局，日渐被世俗同化、本心偏移，屡屡屈从权臣私意，协助季氏加重赋税、扩张私权、推行苛政，空有经天纬地的治世之才，最终错失儒者济世正道，屡遭孔夫子直言批评，成为终身难以弥补的缺憾。
子路天性刚直忠烈、坚守道义、嫉恶如仇、宁折不弯，遇事必定直言强谏、刚正不屈，气节凛然、光明磊落、无愧本心。奈何性情过于刚硬、缺少温润变通，行事直率不懂圆融处世，极易触犯权贵利益、招致无端祸端，终究难以长久立足乱世、从容顺遂行道。
子贡天资通达、权变无双、智慧超群、洞察天下时弊、看透鲁国积弊乱象。深知鲁廷无可挽救、乱世深陷沉沦，不愿让自身深陷浊局牵绊、被世俗功名束缚，故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经商济世、护持圣教文脉，以局外之人的身份坚守圣贤正道，保全自身千古清名、成就传世功业。却终究未曾躬身扎根州县基层、亲手打理民间庶务、深耕一方水土、普惠一地苍生百姓。
纵观孔门诸贤，唯有樊须一人，兼得子路坚守正道的赤诚、子贡通达权变的智慧、冉求务实治世的才干，却全然避开三人各自的偏执缺憾。他天性质朴却不愚钝、心性沉稳却不凝滞、立身刚正却不刚烈过激、处世圆融却不圆滑谄媚，深谙乱世周旋的生存智慧、浊朝立身的坚守大道。
他恪守四大立身准则：不鲁莽对抗权贵而自取祸殃、不依附世俗浊流而亏损德行、不畏惧艰难困局而贻误万民、不追逐功名利禄而丧失本心。身虽任职于季氏私门，却始终恪守公职本分、绝不荒废履职之责、绝不懈怠治民要务，坦然扛起乱世为官的重任；心永系孔门儒道正统，坚守仁义忠孝、礼法廉正，毕生保全本心纯粹澄澈，决然摒弃浊朝世俗的贪婪恶习、逐利歪风。
在樊须心中，权责职位是乱世权臣所授予，圣贤大道是千古圣贤所传承；官禄俸禄是乱世时局所赐予，赤诚本心是天生道义所坚守。职位可以卑微、名分可以淡薄、利益可以舍弃、权势可以全无，唯独千古道义不可屈辱、赤诚本心不可污浊、人伦彝伦不可紊乱、天下苍生不可辜负。
鲁哀公十七年深秋，年岁秋收丰盈、乡野谷物丰稔，百姓历经连年困顿，终得些许积蓄、短暂喘息。季康子见民间稍有富余，便再起贪利之心，意欲再度扩张私家府库、增益私门财富。遂决意颁行全新政令，大幅加征田间亩赋、增设各类杂项捐税、严苛课敛乡野百姓、全面搜刮民间财货。
彼时鲁国历经数十年苛政压榨，民力早已疲惫枯竭、乡野早已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