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事名臣。
溯其年少从学、趋庭受教、侍立杏坛、亲承圣训之时，天资敏慧、质性通达、才艺过人、智虑深远，已异于常流。夫子察其禀赋、知其器量、识其才具、明其前程，早知冉求多才善艺、应变无穷、精于庶务、长于治乱，乃是天生为政之才、济世之器、康时之佐、安民之辅。是以夫子屡加期许、多予栽培、常予点拨、时予校正，欲使其才不偏弊、术不离道、功不违德、行不悖仁，磨砺既久，终成大器，堪当大任，可辅邦国、可济苍生。夫子尝明断朝野、定论群贤：“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又赞其“求也艺”，寥寥三字，一语定其千古才干、万世定位。所谓“艺”者，绝非后世浅见所指小道末技、浮华之术、雕琢之巧、虚饰之能，而是经天纬地之艺、治乱安邦之艺、理财安民之艺、治军靖边之艺、应变匡时之艺、兴废补弊之艺。包罗治道万象、囊括民生百务、贯通文武两端、融合本末二道，足以周旋乱世、整顿乾坤、安定生民、延续王道，乃儒门内圣向外王过渡之关键才具。
然圣贤育人、圣学修身，从不以天赋奇才、盖世功业为终极归宿，而以守道合德、中正无偏、知错能改、屡试屡正为根本功夫。冉求一生，并非无瑕无疵、完美无过、至纯至圣、毫无偏失；恰恰相反，其最可贵、最真实、最可敬之处，正在于入世涉权而屡经试炼、立功施政而屡有偏失、身处纷争而屡遭诱惑、立足功利而屡自修正。在一次次朝堂博弈、一次次政局抉择、一次次施政试错、一次次心性打磨之中，去苛归宽、去偏归中、去私归公、去弊归纯，几经锤炼，终达道术合一、功德两全、刚柔相济、内外兼修的圣贤境界。
初，冉求辅佐季氏、推行田赋新政、整饬财税积弊、厘清百年淆乱版籍之时，本心本在于均平税役、杜绝贪腐、充盈邦用、安定民生，乃是乱世不得不行、积弊不得不破、困局不得不解、民生不得不救的实干良政。然新政初行，锐意太甚、整饬太密、稽核太严、进取过猛、尺度过刚；兼之季氏私门之志，重在强其家室、务求府库充盈，而于闾阎休养、细民纾困，思虑有所不周，遂致使新政后期微涉聚敛之迹、略失宽和之意，严苛有余、体恤不足，稍稍偏离圣门藏富于民、宽以待众、休养苍生、仁德为先的中道本源。
夫子见其施政有偏、尺度失衡、本末微失、仁德稍隐，遂当庭严斥、鸣鼓攻过、痛加校正、厉声诫训：“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圣门之责，非一概否定其整弊安民之功、非全盘抹杀其革新除积之绩、非一味非议其实干济世之心；其旨在于纠其功利之偏、正其施政之苛、补其仁德之缺、归其中正之道，戒其有才不可恃、有功不可骄、为政不可苛、进取不可偏，由此立儒者从政万世规矩、定贤臣治道千古准绳。
千载之下，世人多浅读史事、偏执片言、妄评先贤，往往简单以为冉求依附权臣、助私聚敛、有功无德、趋利忘道。殊不知当时乱世格局之困局、私门专政之大势、民生困顿之实情、社稷危亡之绝境；更不知冉求闻过即改、受训即省、知错即纠、屡偏屡正的圣贤修为、精进本心、治道智慧。
圣训既加、警心既醒、道心既明，冉求未曾执拗自护、未曾怀怨自弃、未曾弃道逐功、未曾废德逐利，反而躬身深省、彻查得失、逐条复盘政弊、审慎修正尺度、细致优化规制、用心调和本末。主动褪去刚猛严苛之偏、增补宽和仁爱之怀、平衡公私利弊之度、调剂官民劳逸之衡。自此之后，其理政严而不苛、密而不扰、勤而不累、刚而能柔：整弊而不害民、兴功而不违道、富国而不疲众、进取而不废仁，彻底校正前期施政偏颇，完美融合实务与仁德、进取与退守、功利与道义、治体与民心，终成中正无偏、道术兼备、功德两全、体用合一的千古良辅。
此等屡经试错而愈纯、屡遭校正而愈正、屡有功业而愈谦、屡负重谤而愈笃的真实修为，远胜空谈德性、坐论仁义、避世独善、无过亦无功的虚浮贤士。圣人之责，非欲弃之，实欲成之；所以成冉求之大、全冉求之德、立冉求之真、传冉求之正，使其功业可垂万世、治道可济百代、德行可昭青史、名位可冠贤科。
再观其临危卫国、统兵破齐、一战定国、安边靖乱之大功，更见其忠勇报国、担当济世、临难不避、见义必为的儒者大义。当齐师大举压境、旌旗逼近汶水，鲁廷上下怯懦犹疑、三桓离心、群臣观望，以公父歜一党为首之佞臣力主苟安求和、百般阻战，朝野人心崩颓、国难当头、无人敢于担当之时，满朝文武各怀私念、惜身避祸、苟安图存、迁延自保；唯独冉求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主战破敌、以身赴危、统兵御寇、决胜疆场。
其临阵身先士卒、勇冠三军，不拘旧有车战之成法、战法革新、出奇制胜，一战击溃强齐劲旅，尽逐入境寇兵，保全鲁国疆土，解救数万流离边民，重振百年孱弱国威，一扫朝野长久以来之怯战颓风。此战之功，上安社稷、下济苍生、外强邦威、内固民心、远慑诸侯、近清边患，实为鲁国乱世难得之大胜、危局难得之转机、社稷难得之续命、万民难得之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