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火苗只有豆大。
案上摊着一张城图，不是官方的，是吕不韦十年来自己一笔一笔攒出来的：四门、水门、暗渠、瓮城、市坊、里巷，密密麻麻标着只有他自己懂的小字。图上有一处，用朱笔圈了三圈：南门西侧的排水暗渠。
两人已经这样坐了两个时辰，说了半个时辰的话，此刻都沉默着。
烛影在墙上晃，两人的影子也一晃一晃。吕不韦的手指在城图上慢慢滑过：西市，他住了二十年的地方；质子府，那座他从门外看了十年的宅子；南门水渠，他画了三年的那条线。他的指腹沿着那条朱线滑到尽头，停在那里，良久不动。窗外的鼓声又起了一阵，他把手收回来，轻轻搁在案上，像搁下一件很重的东西。
终于，吕不韦开口了。他问的不是一个谋划，不是一笔账，不是一句号令，他问了一句近乎于柔软的话：
“郑仲，你说……我们能救出小王孙么？”
郑仲愣住了。
他跟了吕不韦十年，替他收过账、送过命、埋过人。他知道自家主人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把万金和人心放在同一杆秤上称的商人，一个连烧掉一片“救我”的木牍都面不改色的人。但今夜，烛影里那张脸上的东西，郑仲看不太懂。
“先生为什么……这么问？”
吕不韦没有直接答。他的手指在城图上那个朱圈上慢慢地描，描了一圈，又一圈。
“我这一辈子，”他缓缓地说，“算计的都是‘货’。珠玉、盐铁、马匹、人主……我押异人，是因为他是件奇货，居之可获巨利。这些你都知道。”
灯花轻轻爆了一下。
“可是这两年，我夜里算账，算着算着，账就不是账了。”他抬起眼，望着那点豆大的灯火，“春天，他娘把米缸刮空了给流民煮粥；夏天，他在门缝后头看我烧他爹的木牍，一声不哭；秋天，我带他上城楼，他朝秦军指了一下，你看见没有？那个指法。三岁的孩子，指得那么直。”
他停了很久。
“郑仲，我经商二十年，看人看货，从没走过眼。那个孩子……不是货。”他的声音低下去，低到几乎只是气流，“那是一样我这辈子没见过的东西。它如今装在一个三岁的、随时会死的躯壳里，蹲在一座随时会破的城里。”
“我问他能不能救出来，不是问账。”
郑仲沉默了。窗外的鼓声还在响，一声一声，敲在夯土上，也敲在这间小屋的窗纸上。老仆盯着那张城图看了很久很久，忽然说了句实在话：
“先生，渠是通的。守渠的吏，欠着咱们两条命。城南下水门卯时换岗，有一刻的空。这些局，您半年前就备下了，您比我清楚，‘能不能’三个字，从来不在局上。”
“还有一样。”郑仲说，“前几日先生让我查的陈皮，查出来了。城里存了三年以上的，统共三家。其中一家在城南——”他顿了顿，“是守渠吏的岳家。”
吕不韦抬起眼。
“那家的老人，冬天咳。”郑仲说，“去年入冬，是咱们门前的药棚给的陈皮。”
吕不韦“嗯”了一声，没有再说。
“那在哪里？”
“在天。”郑仲说，“在赵人的城墙守不守得住，在楚魏的援军来不来，在郭开的刀落不落。先生，您算得了城里，算不了城外；算得了人心，算不了天意。”
吕不韦久久无言。最后他笑了一下，那笑很淡，带着一种郑仲从未见过的疲惫：“那就……尽人事，听天命罢。明日你去南门，把守渠吏的事再走一遍。另外，”他顿了顿，“去给内院传话：让孩子们这两日吃干的，吃饱。”
郑仲起身去了。
郑仲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回头问：‘先生，还有话要带给内院么？’吕不韦想了想：‘告诉赵姬娘子，孩子那顶帽子，若是玩旧了，不用省着。岁岁长安，说的是人，不是帽子。’郑仲应了一声，转身去了。这一夜，内院的灯，比往常熄得晚了一刻。
内院，赵姬的房中。
孩子睡着了。白日里疯玩了一整天，此刻睡得极沉，手腕上的五色长命缕压在脸侧，新帽子被他自己睡掉了，滚在枕边，那颗红线珠在残灯下泛着一点极微的光。
赵姬坐在窗前，没有睡。
她在听。听城外的鼓，听城头的风，听这满城的黑暗里千家万户压抑的呼吸。她的手放在膝上，膝上放着一个小包袱，她已经开始收拾了。几件孩子的衣，一裹贴身的细软，一袋炒豆，还有那半块用素帕包着的、硬得像石头的干饼。
窗纸忽然被风鼓了一下，像一只手在暗处推了推。
赵姬抬起头，望着窗外那片深不见底的黑，无声地把包袱的结，又紧了一紧。
满城屏息，大战在即。但这一夜内院的静谧，不是安宁，是喘息。是三十万人不约而同的、屏住的那一口气。
第二天清晨，天光从东边的城头漫上来时，邯郸城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城头的旗还在，四门的锁还在，街巷里开始有了零星的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