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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穿之后，梁博在香港和澳门都变得更“有名“了。
有名的方式很奇怪：没有人来跟他握手，也没有人来夸他。他走进车行，正在聊天的两个人会停一下，接着聊；他去场边站，站的位置旁边会自然空出一小块；有人介绍他，说“这位是广州来的梁博“，听的人会“哦“一声，然后看他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敌意，而是一种看着他有点害怕，想要和他保持一定安全距离那种样子。
只有黄师傅照旧。
那天下午，梁博在黄师傅车行里蹲着，看黄师傅给一台老车换水泵。黄师傅干活很慢，一颗螺丝一颗螺丝地拧，中途接了一次电话，又回来接着拧。
“他们为什么躲我？“梁博忽然很郁闷地问。
黄师傅没抬头。“你说那一场？“
“嗯。“
“你不是撞了人。“黄师傅把旧的密封垫刮干净，“你是穿过了一个横在那么窄路上的车。“
“这有什么不对？“
黄师傅这才抬头看他。“没有不对。换我，我也过。“他把新垫子压上去，“可你过得太干净了，太冷静了。“
“干净不好？“
“干净要看你伤的是谁。“黄师傅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没点，捏在手里，“你要是自己撞掉半台车，别人会说你狠；你一点事都没有地穿过去，别人会说你冷。狠还能懂，冷没人懂。“
梁博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回到了铜锣湾。
铺头已经关门了，他上楼的时候，陈嘉荞正坐在桌前算账，见他回来，抬头说了一句：“你最近好安静。“
“我一直很安静。“
“不一样。“她把笔放下，“以前你安静是累；现在你安静，是像在思考什么。“
梁博没有搭话，只是慢慢脱了外套，坐在沙发上。
“你是不是赢了一场很大的？“她问。
“算是。“
“那你怎么不高兴？“
他没有回答。他确实不高兴——可他也没法跟她说清楚。他没有撞到人，也没有做错什么；他做的是最优的选择。可这半年他第一次发现，“最优“这两个字拿到人面前，会变成一堵墙。
刚比赛完那几个晚上他睡不好。
他半夜醒过来，会不由自主地把手搭在被子上，像握着方向盘；有两次他甚至坐起来，闭着眼把那个右弯“走“了一遍——不是后悔，是复盘。他一遍一遍地计算：六十公分够不够、七度对不对、二分之一油门给少了还是给多了。计算到最后他发现自己每一次得出的结论都一样：那一穿是最优解。
他甚至为了这个结论而在心里长长松了一口气。
然后他坐了一会儿，把被子拉回来躺下。
有一晚，他忽然想起自己上一次跟机器说话是什么时候。
那是广州那间铺面，凌晨两点，一台三菱红头机，他说过一句“辛苦了“。那晚他还给自己立了规矩：往后每装完一台机器，都跟它说一句话。
他坐起来，摸了摸床头那台笔记本，又摸了摸行李箱里那副旧手套。
他已经很久没有那样说话过了。
不是他忘了，是他现在不需要。他这半年修车修得又快又准，装完就走；他看人一眼就知道对方要什么，说完就走。他那双眼睛越来越利，利得他自己都不愿意在镜子里多看。
那一晚他起来照了一下镜子。镜子里的人是他：头发短了、瘦了一点、眼睛比以前更深。他盯着镜子看了十几秒，忽然发现自己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平静，是仿佛表情是空白一样的。
他忽然想，如果那晚在弯里他没有穿过去，而是踩了刹车——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子？
大概会撞掉半台车，大概会赔钱，大概会被场子里的人笑一阵。可他大概还会记得，自己是为什么刹的那一脚。
他站在镜子前面，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赢下来的不只是那一场车，他还赢下来一种“什么都不用管“的自由。这种自由很轻，也很凉。
第二天他去车行，黄师傅照旧在干活。
“黄师傅。“梁博蹲下来，“你那台水泵换完了吗？“
“还没有。“
“我帮你。“
黄师傅看了他一眼，把手里的活让出来一半。梁博蹲下去，接过来，一颗螺丝一颗螺丝地拧。他拧得很慢，慢到黄师傅都看了他两次。
换完那台老车的水泵，他又多做了两件事：把旁边的油管擦了一遍，又把工具按大小摆回架子上。
收工的时候，黄师傅问他：“你今天怎么了？“
“没事。“梁博说，“就是忽然想慢点。“
过了两天，他还去了一次场边。
场子在观塘那边，是一片旧工业区的空地。他到了之后，站在外围看了一会儿，就有人过来跟他搭话——不是问车，是问“你就是那个“。他说不是；那人笑了一下，转身就走开了。
后来又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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