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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鹏程大厦二十一楼，曾经引以为傲的“凤凰”早已远飞，如今只留下这只徒有其表的镀金笼子，却还硬撑着昔日门面，为过往的行人勉强遮挡几缕穿堂的风。
下午三点的日光，是北京秋季最具侵彻力的那一种。
它不同于盛夏时节那种白得灼目、泼洒滚烫的光线，而是像掺了灰的金箔，被锻造得薄而锐利，从鹏程影业那整面、曾经光洁得能映出城市倒影的落地窗，斜着劈砍进来，将一千八百平米、如今已显得过于空旷的办公区域，笔直地切割成明暗截然的两半。
顾明远推门进来时，前台空无一人——从前那两位总穿着笔挺制服、口红涂抹得一丝不苟的姑娘早已撤走了，只剩一张临时用的折叠床紧靠墙壁，旁边堆着些尚未拆封的搬家纸箱，箱子上落了层细密的浮灰。
他没按门铃，门本就虚掩着。
一阵风从走廊深处穿堂而过，发出“呼啦”一声轻响，将总监办公室那扇磨砂玻璃门上，用红色即时贴打印的“CEO Office”字样，吹得颜色愈发黯淡，像是快要褪尽最后一点生气。
屋里的气味变了。
过去，这里总是飘散着欧珑无极乌龙的清冽柑橘香，与现磨咖啡豆的醇厚焦香交织缠绕；如今，空气里却沉沉浮着一层驳杂的气息——是中药的微苦、速溶咖啡残留糖垢的甜腻，以及那张意大利进口真皮沙发受潮后反出的淡淡霉味。这味道混合起来，像是有人将一件昂贵的定制西装，随意丢弃在角落，经年不洗，任其染上时光的尘垢与湿气。赵鹏程就坐在那张宽大的大班台后面，没有打开主灯，只有台灯被拧到最暗一档，那团暖黄的光晕，仅仅笼罩住他半张脸。
他瘦得脱了形。
以前定制西装时，师傅总要特意为他留出半寸腰身的余量，如今那件藏蓝色衬衫穿在身上，却显得空荡晃悠。领带倒是系着，但那个结打得松垮无力，不像装饰，倒像是条忘了收紧的勒颈绳索。头发没抹发蜡，几缕额发无精打采地耷拉在眉骨上方，那副金丝眼镜滑到了鼻尖，他也没伸手去推，就那么透过两片微微反着白光的镜片看过来。眼袋是青紫色的浮肿囊袋，胡茬一直冒到腮边，大概曾用手背仓促蹭过，在皮肤上刮出几道刺目的红印。
“来了？”他的声音是虚浮的，带着肺里不清不楚的痰音，“坐吧……别坐那张破凳子……算了，就坐吧。”
顾明远没去碰那张气派的真皮转椅，转身走到墙角，拎起那把折叠场务凳——铁制的凳腿已生出锈迹，蓝色的帆布凳面磨损得露出了棉絮，这还是当年拍《大国工匠》时，摆在机房里用的老物件。他拎起来掂了一下，上面竟没什么灰，像是被人特意擦拭过。他在那片稀薄的光斑里坐下，凳腿立刻发出“吱呀”一声响，在这过分安静的房间里，比任何一张沉默的真皮沙发都显得诚实十倍。
赵鹏程的手先摸向了抽屉。
不是锁着的那一格（那里放着要紧的账本和U盾），是上面没上锁的那层。他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没有粘上，信封本身已经很旧了，边角都被磨得圆润。他捏住信封底部，往桌面轻轻一磕，“嗒”的一声轻响，一沓照片滑了出来，是四五寸的洗印尺寸，边缘带着毛边，用的是柯达那种泛着怀旧暖黄的相纸。
他一张张，把照片在桌面上码开。
那动作不像在摆弄照片，倒像是在谨慎地排列纸牌，又或是恭敬地摆放祭品。顾明远垂下目光看去——
那是2014年的秋天。
黄河滩，汛期来临之前。第一张：一个男人蹲在泥泞里，冲锋衣的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的线头，他正用力拧紧三脚架的脚钉，裤腿卷到膝盖上面，泥浆一直糊到了小腿肚，脚趾头从那双已经开裂的旧胶鞋前端顶了出来。第二张：昏暗的帐篷里，头灯打出的黄光映亮了他的脸，他正举着一块巴掌大小的监视器，手指用力戳着屏幕，咧开嘴笑着，牙齿在昏黄光线下显得很白，嘴角下方有一小块结了痂的血迹（那天拍摄时他不慎摔伤了下巴）。第三张：他扛着沉重的轨道车正在涉水过滩，水花溅起有半人高，夕阳将他的背影拉扯成一条细长的剪影，冲锋衣的后心处，汗渍析出的白色盐碱印了一圈，活像拓印上去的一张地图。
全是《大河》剧组跟拍时的旧照。
照片里没有沈婉清，没有小鹿，也没有老周，只有他自己。满身尘土，却仿佛也满身是火，像个刚从哪个荒郊野外的坟地里爬出来、眼神里还燃烧着执拗光芒的疯和尚。
“小吴拍的。”赵鹏程拿起其中一张，用拇指指腹轻轻摩挲着照片表面，药膜粗糙的质感清晰可辨，“那年我非要跑去探班，美其名曰‘资方得看看导演的状态’。你当时骂我，‘赵总，别踩着我机位’。晚上喝散伙酒，你抱着空酒瓶说，‘鹏程，这条河我要是剪不好，我就跳下去’——我那时只当是醉话笑话来听，回头就把这些图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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