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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二十五年的年终会商，是近二十年来，最安静的一次。
勤政殿里，六部的尚书、侍郎，坐满了。往年，这样的会商，总要吵上半天：户部跟兵部争军费，吏部跟刑部争考成，礼部跟工部争规制。吵到最后，各执一词，谁也不服谁，政令推行，总要打几个折扣。
今年，会商只开了两个时辰。两个时辰里，各部把账目、考成、规制，一样一样摆出来，对了一遍，又议了一遍。议到军费时，兵部要添两百艘船的巡航费，户部只肯出一百五十艘的，两下里争了几句，末了，兵部侍郎道："那就按一百七十艘。余下的三十艘，明年通商税超收了，再补。"
户部的程辅之，点了点头："可。白纸黑字，记上。"
就这么定了。
散朝后，吏部尚书——那位当年死守祖制的姜老尚书——拄着杖，走到沈砚面前，站住了。
沈砚正要出殿，见他挡在面前，停了脚步："老尚书，有事？"
姜老尚书看着沈砚，看了很久，忽然道："沈大人，老夫有一句话，憋了十几年，今日想问问你。"
"老尚书请讲。"
"当年，"姜老尚书道，"你推行新政，老夫在朝堂上，拦了你十七回。老夫那时想的是：祖制，是祖宗传下来的，动不得；新政，是后生想出来的，靠不住。老夫拦你，不是跟你过不去，是怕你把祖宗的家底，折腾光了。"
沈砚没有答话。
"可这些年，"姜老尚书道，"老夫看着你办的事：屯田，边关的将士有饭吃了；军律，九镇的账目干净了；三分国库，户部跟兵部的扯皮，少了八成。老夫才明白——你办的不是新政，是补漏。祖制漏了的地方，你来补；补好了，祖制才立得住。"
他顿了顿，道："老夫老了，拦不动了。可老夫想跟沈大人说一句：往后，你办的事，只要是为了社稷，老夫这把老骨头，帮不了忙，也不再拦路。"
沈砚望着他，良久，道："老尚书，当年您拦我，是为了社稷；今日您让路，也是为了社稷。这两样，沈某都记着。"
"记着好。"姜老尚书道，"记着，朝堂上就少一个拦路的，多一个帮手。"
他说完，拄着杖，慢慢走了。沈砚望着他的背影，站了很久。
朝堂的新旧派系，从这一年起，算是彻底和解了。
所谓"新旧"，原本也没有多大仇。当年，新政刚起时，朝堂上分了两派：一派是沈砚、魏濂领头的"新政派"，要革除积弊；一派是姜老尚书领头的"守制派"，要守住祖制。两派在朝堂上，争了十几年：争屯田，争军律，争三分国库，争轮防制度。争到最后，新政派一件一件地办成了事，守制派一桩一桩地看明白了理——两派的隔阂，不知不觉，就散了。
"散得最干净的，"魏濂在军律馆里，对墨影道，"是去年那桩事。"
他说的，是去年冬天的一桩案子。
那年冬天，边关送来一份奏报：朔州镇的军需官，虚报了三百副甲的库存。按《军国追责条例》，虚造军备台账，是杀头的罪。
可奏报到了朝堂，有人提出了异议："朔州镇的军需官，是当年雁门会战的老兵，断了一条胳膊。他虚报库存，许是……许是有苦衷？"
"苦衷？"姜老尚书第一个站了出来，"虚报军备，就是虚报军备。当年雁门会战前夜，玉门关丢了三百副甲，三百个将士赤膊上阵——你问问那些将士，有没有苦衷可讲？"
提出异议的官员，不敢再说话了。朔州镇的军需官，依律处置。
这桩案子，是姜老尚书头一回，主动站在《军国追责条例》这边。消息传开，朝堂上的人都明白：连当年死守祖制的姜老尚书，都认了这条例——新政与祖制，算是真的合流了。
"老尚书那日，"魏濂对墨影道，"说的那句话，比条例本身还重。他说：'条例立的是规矩，规矩面前，没有苦衷。'"
"他从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墨影道。
"从前，他怕条例坏了祖制。"魏濂道，"如今，他明白了：条例，就是新的祖制。"
魏濂记得，当年他办军律案的时候，姜老尚书拦过他三次。
第一次，是查雁门关的粮台官。魏濂查到一半，姜老尚书上奏，说"锦衣卫越权办案，当守祖制"。赵宸压下了折子，可魏濂的查案，也慢了三个月。
第二次，是重编《九镇边防军律》。姜老尚书在朝堂上，拍着案板说："军律，是兵部的事；锦衣卫插手军律，是把手伸过界了。"那一回，军律重编，搁置了一年。
第三次，是颁《军国追责条例》。姜老尚书更直接："条例里'斩'字太多，有伤天和，当从宽。"魏濂没有当面顶撞，只在散朝后，把玉门关丢甲案的卷宗，送到了姜老尚书的案头。卷宗里，三百副甲的亏空，三百个赤膊上阵的将士，伤亡名录，一页一页。
第二天，姜老尚书没有再提"从宽"两个字。
"那三回，"魏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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