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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经过三个村庄，两个已经断了人烟，第三个只剩几户人家，土坯房塌了大半，窗洞像骷髅的眼窝，黑洞洞地望着天。田野里杂草疯长，长得比人还高。鼠疫过后，连牲口都死绝了，更别提人影。
进了县城，好歹有了些活人的气息。但街面上依旧冷清，行人不多，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店铺大多关着门，少数几间开着的，卖的是纸钱、香烛和薄皮棺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烂的气味，说不清是粮食发霉，还是埋得不够深的尸体。
朱由校掀开车帘一角，默默看着，没说话。
车在县城南街一座大宅前停了下来。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写着“王宅”两个烫金大字。门楼高大，漆色鲜亮，石狮子蹲在两侧，威风凛凛。
与周围灰扑扑的破屋烂墙一比，简直像两个世界。骆养性假扮的管家跳下车，整了整衣冠，上前叩门。半晌，侧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家丁探出半个脑袋，打量了几眼：“找谁？”
骆养性拱了拱手，递上一张拜帖：“江南粮商，凌先生，途经贵县，想与王老爷谈一笔买卖，烦请通传。”
家丁接过拜帖，上下打量了一番来人。这几个人衣着虽不张扬，但料子细密，举止从容，一看便是有来头的。他点了点头：“等着。”门又关上了。
过了大约一盏茶的功夫，正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个中年胖子笑呵呵地迎了出来，穿一身酱色绸袍，圆脸，大肚，手指头上戴着三个金戒指，在太阳底下晃眼。
“哎呀，凌先生是吧？久仰久仰！在下王德贵，就是这宅子的主人。快请进，快请进！”他一边说，一边打量着朱由校，目光在来人脸上的皮肤、手上的粗细、脚下的靴子上扫了一圈。
朱由校今日换了一身月白色细布长衫，腰间系一条素色绦带，脚蹬千层底布鞋，手上还装模作样地捏着一把折扇。面容白净，双手光滑，一看就不是干活的人。王德贵心里先信了三分——江南来的，商人的做派，错不了。
朱由校拱了拱手，笑道：“王老爷客气了。在下凌雨农，苏州人，做粮食生意的。听朋友说陕西这边粮价有得赚，便过来看看行情。路过贵县，听说王老爷是本地最大的粮商，特意登门拜访，想交个朋友。”
王德贵眯着眼睛笑了笑：“凌先生消息灵通啊。快请里面坐，上茶！”
他引着朱由校进了正厅。厅里的摆设讲究，紫檀木的八仙桌，墙上挂着名家山水画，角落里还摆着一座西洋自鸣钟。茶端上来，是上好的龙井，茶汤清亮，香气扑鼻。
朱由校端起茶杯，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厅堂。这座宅子里的每一件摆设，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财富的来源。
他没有多看，放下茶杯，开门见山：“王老爷，我这次来，是想收一批粮。五十车起步，多多益善。价钱不是问题，但粮要好，不掺沙子不掺霉，能出关就行。”
王德贵眼皮子一跳。五十车？这可不是小数目。他笑了笑：“凌先生大手笔啊。只是不知，您要这么多粮，往哪儿运？”
“山西。”朱由校面不改色，“那边几个铁矿和煤窑，工人多，粮不够吃。主家托我收购，价高些也无妨。”
王德贵微微点头，眼珠子转了转：“山西……那边不是暂时封了边贸么？粮价可不好说啊。”
朱由校笑道：“封的是官市，可没封民市。再说了，哪有真能封死的买卖？我有个远房叔父，在布政司里做事。这条路，是他指点我走的。”
他端起茶碗，慢悠悠地吹了吹浮沫，“他说，到了县城，找王老爷，准没错。”
这句话一出口，王德贵的眼神立刻变了。他从警惕变成了热络，从热络变成了一种“自己人”的熟稔。他往朱由校那边凑了凑，压低声音：“凌先生说的是……布政司哪位？”
朱由校放下茶碗，含笑看着他：“王老爷，我那叔父姓张。别的，我不方便多说。他在省里管着什么差事，您心里有数就好。”
王德贵心中了然。布政司里推官姓张。他干的就是管钱粮的差事。他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哎呀，原来是张大人的侄子！凌先生，你早说啊！一家人，一家人！”他站起身来，朝里屋喊了一声，“快去准备酒菜，今儿个我要跟凌先生好好喝两杯！”
县城里的酒菜来得很快。
一桌席面，摆在王宅正厅。桌上的菜色丰盛得不像话：酱肘子、红烧鲤鱼、烧鸡、羊肉锅子，四凉四热，还有一壶绍兴老酒。朱由校看着这一桌子菜，想起城外那一片片荒芜的田地和村里那些瘦得皮包骨的百姓，胃里忽然有点发沉。但他面上纹丝不动，举杯笑道：“王老爷太客气了。”
王德贵端着酒杯，红光满面：“凌先生远道而来，我这个做东道的，得尽一尽地主之谊嘛。穷乡僻壤，没什么好东西，简薄之处，凌先生别见笑。”
朱由校心里冷笑。穷乡僻壤？这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实在讽刺。他面上却顺着话头接道：“王老爷客气了。这一桌菜，在江南也算得上体面了。可见这渭北地面上，还是王老爷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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