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字的报一声。”
“不用念出来。”
“为什么不念。”
“这儿站着六个人，有四个不该听见这些名字。”
杜小满从第一行左边开始。
她把每一支拿起来转半圈，看完放回去，位置一点不动。
“有。”
“有。”
“有。”
“有。”
她报到第三行第十三支的时候，还是“有”。
然后她拿起第三行最后那一支。
第四十二支。
她把它转了半圈。
她没有报“有”。
她也没有报“没有”。
她把那支笔举着，一直没有放下。
“怎么了。”温良说。
“……老师。”
“这一支上头有字。”
“那你报‘有’。”
“可这不是名字。”
温良走过去了。
他从她手里把那支笔接过来。
前四十一支，四十一个名字。
他手上这一支上头也是三个字。
刻法一样，深浅一样，也是描过两遍的。
对不起
坡上还是没有人说话。
那个街道办的女同志把本子合上了，合上以后又打开。
温良把那支笔放回第三行最后一个位置。
放好以后他没有站起来。
“杜小满。”
“嗯。”
“有名字的，多少支。”
“四十一。”
温良蹲在那儿，看着那三行笔。
四十二支。
四十一个名字。
档案室那一格里，四十二份通知书。
三月六号他交上去那张纸，四十二个名字。
这儿是四十一。
“老温。”武大军在他后头说。
“差一个。”
“我看见了。”温良说。
他站起来，退开一步。
三行笔在碑座上排着，从这头到那头。
四十二支。
一人一支。
“最后那一支，”管理处主任说，“也算一支吗。”
温良看着那一行的最后一个位置。
那支笔跟别的一样长，一样红，一样是空的。
“算。”他说。
“它跟别的一样，是用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