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号，周二。
上午第一节下课，办公室。
温良把四本词典搬开。
他把玻璃板抬起来。
两张纸露出来。
左边那张。
字还是红的。
可是红里头压进去一点别的东西。
不那么亮了。
往褐上走了一点。
偏红褐。
右边那张。
也变了。
变得更多。
红退得更狠，褐上得更快。
偏暗褐。
三个人都低下头去看。
“哎。”
邱大川第一个凑过来。
“不一样了！”
“哪张深。”
“右边。”
“再看一遍。”
“右边深。”
杜小满没有立刻说话。
她的手停在那两张纸上。
然后她把两张纸拿起来，左右调了个位置，重新摆好。
摆完她又看了一遍。
“还是那张深。”
“哪张。”
“原来在右边的那张。”
“现在它在左边，还是它深。”
“为什么要调位置。”温良问。
“怕窗台两边光不一样。”
温良看了她两秒。
“对。”
“这个我没想到。”
十点十分。
武大军把花名册从铁皮柜里取出来。
锁是他开的，四个人都在。
四样东西端到走廊上。
走廊西头那扇窗，上午十点光最平。
窗台上并排放：
一号：有编号贴那支写的。偏红褐。
二号：刻“范”字那支写的。偏暗褐。
三号：花名册，摊到最后一页。
温良没有先说。
他退开一步。
“大川，你说。”
“说什么。”
“册子上最后那一行，跟这两张里哪一张一个色。”
邱大川趴在窗台上看。
他看了一会儿，伸手指了指。
“这张。”
指的是二号。
杜小满没出声。
“小满。”
杜小满这次先把两张纸的位置调了一下，再看。
“二号。”
“确定？”
“确定。”
“一号那张红得多。”
“册子上那行没有那么红。”
武大军最后看。
他看完把手机掏出来，把四样东西拍成一张。
一号、二号、花名册上那一行，还有窗外的天光，全在一张里。
“我也说二号。”他说。
温良这时候才走过来。
“三个人，三个都说二号。”
“记一条。”
“又记。”邱大川说。
“又记。”
一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十分，于教学楼三层西窗，就两支同型红色签字笔书写样本与花名册末行墨色进行目视比对。
样本一（笔杆有领用编号贴）：偏红褐。
样本二（笔杆无编号贴，末端刻痕）：偏暗褐。
花名册末行：与样本二接近。
辨认人三人，独立作答，结论一致。
四个签名。
温良这次也签了——他签在“制样人”那一栏，不在“辨认人”那一栏。
“老师。”杜小满说。
“嗯。”
“那就是说，册子上那一行，是二号那支笔写的。”
“不能这么说。”
“又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两样。”温良说。
“第一样：不是一号那支写的。”
“一号那支是我十月三十号从教务处领的。”
“它在我手里三个月，没离开过我。”
“册子上那一行是三年前写的。”
“三年前它还在柜子里。”
他把一号那张纸拿起来，举了一下，又放下。
“这一条很要紧。”
“因为册子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最省事的说法是：他自己写的。”
“今天这一条，把这句话堵上了。”
“那第二样呢。”
“第二样：它跟二号那支同源。”
“同源不是同一支。”
“那一箱四十八支，出厂的时候墨是一样的。”
“同一箱里随便哪一支，晒出来都是这个方向。”
“我只能说：写那一行的笔，出自那一箱。”
温良把三样东西并排收起来。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