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之后，消息像滴进水里的墨一样在南京城里慢慢洇开。
报纸和广播还在说着“城外防线稳固”“将士浴血奋战”的套话，中央日报社论的标题甚至还是《巩固太湖前线，粉碎倭寇妄想》
而菜市场的鱼摊、巷口的井台、茶馆的角落和澡堂的蒸汽间事都传开了。
这是因为高官家里做工的那一批下人们，曹公馆的司机出去加油时跟后勤处的姘头提了一嘴，那女人又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她丈夫是个邮差，邮差又告诉了陈公馆自己当门房的老叔；
门房是个碎嘴子告诉了来给陈公馆送新鲜蔬菜的菜贩子，菜贩子急急忙忙回菜市场时跟隔壁肉铺的伙计多骂了几句。
每一个转述的人都在往里面加一点自己的理解和发挥。
“广德丢了”
在转了三四道手之后已经配上了各种细节——有人说是昨天夜里丢的，有人说是前天就丢了只是瞒着不报，还有人说丢了广德的不是别的部队。
是中央军的一个师，那师长已经阵亡了，临死前还朝着南京的方向跪着。
有人说得更吓人，说那不是广德失守，是南京后方的芜湖都已经被炸了，日本人的军舰已经过了当涂，长江上的轮渡不出三日都要停航。
到了上午八九点钟的光景，恐慌开始从市井小民熙攘的角落向上流社会渗透，又从高官们的府邸大门里向外反冲，形成一股压不住也防不了的洪流。
一些平日里跟高官走得很近的富商——那些承包军需被服的、倒卖南洋橡胶的、开着绸缎庄和钱庄的大老板们——从各自的人脉渠道得到消息后，反应比高官本人还要果断。
新街口福昌饭店的老板在接到一个电话后，立刻吩咐账房把保险柜里的金条全部装进皮箱，又让伙计把地下酒窖里存了多年的几箱法国红酒搬上卡车，当天下午就带着家眷往江北方向走了。
三山街上一家开了二十年的茶叶铺，门口挂出了“东主有喜，暂停营业”的木牌，但街坊邻居都说那老板根本没什么喜事，是连夜把铺子里的存货装了三辆板车，天没亮就出了城。
城南米行的老板们联合起来把粮价一口气翻了将近两倍，柜台外面排队的人排出去半条街，粮行的伙计不得不把大门只开半扇，只容一个人侧身挤进去，买粮的人挤在门口推搡着，有人帽子被挤掉了也没顾上捡。
到中午时分，好几家粮行的门口直接挂出了“售罄”的木牌，伙计们把门板一块块合上，从门缝里还能听见柜台上打算盘的噼里啪啦声——那是账房在结算最后半天的进账。
而此刻在颐和路、傅厚岗、宁海路一带，高官们的府邸里也在上演着各自的慌乱。
太太们是最先动起来的那一批。
她们比丈夫更敏感，也更现实——仗打不打得赢她们或许判断不了，但同一条街上谁家的太太开始装车、谁家的佣人已经在菜市场偷偷传高官即将撤离的消息，她们比谁都清楚。
在白公馆太太指挥装车的同时，隔壁陈公馆的太太也在做同样的事。
她翻箱倒柜地把压箱底的细软全都翻了出来，摊了满满一床，又让女佣把所有的衣服叠好装箱，把珠宝首饰缝在贴身的内衣里。
和赵三应一样天不亮就回来上工的厨子老钱刚进厨房就被管家叫住，让他赶紧把厨房里的食材全部打包，该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立刻做成干粮。
老钱说今天中午的菜还没买呢，管家一句话打断了他——还买什么菜，人都要走了你还管午饭。
到了下午，恐慌开始在更广泛的市井层面蔓延。
夫子庙这一带平日里最是热闹，卖小吃的、卖古玩的、杂耍的、算命的，茶馆里外都是吆喝声和丝竹声。
但今天夫子庙的茶馆却透着一股诡异的寂静。往常聚在角落里摆龙门阵的老茶客少了一大半，剩下来的几个人也不再高谈阔论，而是压低了嗓子小声嘀咕。
话题无外乎那几样——日军打到哪里了，哪个码头还能走船，哪条出城的路还通着，哪个高官的姨太太已经过江了。
一个姓黄的老先生端着茶碗，慢悠悠地说了一句
“都莫慌，民国二十一年小鬼子也打到了江阴，后来不也退回去了。”
旁边卖炒货的老李头哼了一声
“这回不一样。那回人家是往上海方向打，咱们还有腾挪的余地。这回人家不要面子只要命，这叫往心窝上捅刀子。等天亮，说不定江北的船都封了，想走也走不了了。”
茶馆的伙计在一旁擦着已经擦了三遍的柜台，耳朵却一直竖着听这些话，他的家在江北六合，老婆刚生了孩子还没满月，他盘算着要是真像老李头说的那样，他就得搭第一班渡轮回六合。
茶馆角落里坐着一个穿灰布棉袍的中年男人，始终没说话，只是低头喝自己的茶。
这人姓孙，在贡院街上开了家小杂货铺子，卖些香烟、洋火、草纸、煤油之类的日常零碎。
他平时最是精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