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批阅文件，看见钱大钧进来，眉头皱了一下。
钱大钧站在桌前，手指在裤缝上擦了又擦，把那封回电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他开口的声音尽量压得平稳，但还是紧张的有些发颤。
“委座。十三军回电。代理军长张雪中说，汤恩伯自八月十二日奉召赴宁后，一直没有返回部队。他们问，任命是否有误。”
常凯申批阅的笔顿住了。
他抬起眼来，目光在钱大钧脸上停了足足两秒钟，然后把笔搁在笔架上。
“一直没有返回部队？这是什么意思？汤恩伯人在哪儿？”
“委座——”
钱大钧的喉咙动了一下，硬着头皮往下说。
“八月十二日，陆诚以延误军机的罪名将汤恩伯押送南京。您当时因为下面报告说汤恩伯有逃跑意图，下令将他关押在军事法庭看守处，等待彻查。后来前线战事紧急，这个案子一直没有开庭审理。他也就一直关着。到今天——关了两个月了。”
常凯申手里的笔掉在纸上，墨迹洇开一片黑色。
他靠在椅背上，盯着钱大钧看了几秒钟，脸上的表情像是突然被人塞了一个荒唐的答案，而他一时间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这个答案。
他的嘴张了一下，又闭上，然后猛地一拍桌子。
“两个月！整整两个月！他就一直关着，没人审，没人问？”
“委座——”
常凯申伸手打断了钱大钧继续往下说。
他实在接受不了如此荒唐的事情。
常凯申的胸口剧烈起伏了几下。
他抬手揉了揉太阳穴，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再睁开眼时，脸上那股怒气已经压下去了，换成了别的东西——荒诞。是那种被自己的疏忽噎住了、但又无法推卸的荒诞。
他的声音变得很沉像是花了很大力气来让这件事情听起来不那么荒唐。
“快去把人放出来。现在就去。你亲自去。”
钱大钧不敢怠慢，转身就往外走。
他带着两个侍从乘车赶到城郊的军事法庭关押处。
车子停在城郊一处独立的院落门前。
两扇铁栅栏门敞开着，门柱上挂着军事法庭看守处的牌子，黑底白字，漆面完好，是定期维护过的。
门内一条笔直的水泥路通向里面，两侧各有一排平房，青砖灰瓦，窗户整齐，窗台上没有积灰。
门口的卫兵持枪而立，站得笔直，看见钱大钧领口上的军衔，啪地一个立正敬礼，动作干脆利落。
钱大钧带着两个侍从穿过院子往里走。
院子里铺着平整的水泥地面，靠墙种着一排冬青，修剪得齐整。廊下的灯泡全都亮着，光线充足，走廊两侧的墙壁刷着半人高的绿漆，地面是水磨石的，刚拖过，还泛着一层薄薄的水光。
他走进值班室。房间里陈设简单但规整：两张办公桌并排靠墙，桌上摆着电话、台灯和文件夹。墙上挂着一面钟，钟摆一下一下地晃着。一个中年官员正坐在桌前整理档案，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立刻站起来敬礼。
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胸口的钢笔别得端端正正，面带询问地看着钱大钧。
“你们庭长呢？”钱大钧站定了问他。
“回长官——何庭长一直在重庆，忙西南那边的事，没有回来过。”
“副庭长呢？”
“王副庭长随军去上海了，负责前线的军纪督导，走了快一个月了。”
钱大钧站在原地，环顾了一圈这间简陋的办公室。
他转回身来，看着那个官员。
“你是这里的什么人？”
“卑职刘庆山，是王副庭长手下的书记员。副庭长走的时候交代卑职看守好处里的文件和在押人员。”
“你们现在这里一个能做主的人都没有？”
“没有。要紧的事都是打电话去重庆或上海请示。不要紧的事就搁着，等两位庭长回来再说。这几个月没有新案子进来，就——”
刘庆山说到这里咽了口唾沫，好像意识到自己不该多嘴了。他把头低了低，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
“所以你们现在这里就关着汤恩伯一个人。”
钱大钧替他把话说完了。
“是的。重刑犯看守处现在就汤将军一个人。”
还真就汤恩伯一个人啊。钱大钧越想越觉得荒诞。
“带我去。”钱大钧说。
刘庆山从墙上取下一串钥匙，领着钱大钧往里走。
钥匙串上的钥匙不多，只有三四把，碰撞在一起叮叮当当地响。
拐过走廊的时候刘庆山伸手打开了廊灯，灯泡闪了两下才跳亮，照着走廊尽头一扇铁门——门没有窗，只在齐腰高的位置开了一个递饭口，铁皮已经锈得斑驳。
门外的墙上靠着一把扫帚，扫帚头上结了蛛网。走廊里很静，只有两人的脚步声和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