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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伟的死，在哈尔滨的警察局里，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
说它大，是因为死了一个局长。局长是什么？是这栋灰砖大楼里最大的官，是那些穿制服的人见了要立正敬礼的人，是那些犯人提起来要发抖的人。一个局长死了，按理说应该是天塌下来的事。但说它不大，是因为这座城市里天天死人。街上的，牢里的，郊外的乱坟岗上，每天都有新的尸体被拖去埋掉。一个局长的命，在那些真正掌权的人眼里，和一条野狗的命区别不大——野狗死了没人问，局长死了，问一问，走个过场，然后该干嘛干嘛。
上头从南京派来了几个调查员。
那几个人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从南京到哈尔滨。冬天的东北，火车开得像一头喘着粗气的老牛，哐当哐当，哐当哐当，穿过山海关，穿过辽河平原，穿过那些被雪覆盖的、望不到边的黑土地。他们下了车，穿着呢子大衣，戴着皮手套，脸上是南方人特有的那种白净——不是健康的白，是没被风吹过、没被太阳晒过的白，像刚从豆腐坊里捞出来的豆腐。他们戴着白手套。白手套是个信号——我不碰你们的东西，我不沾你们的脏，我是来查案的，不是来跟你们搅在一起的。
他们问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当时什么情况？"
"暴徒袭击，局长在指挥，被流弹击中。"
"暴徒是谁？"
"身份不明，已被关探长击毙。"
"现场还有谁？"
"张秘书在场，还有几个弟兄。"
"张秘书当时在做什么？"
"救火。"
问完了。白手套的人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笔尖在纸上划拉的声音很轻，像老鼠在啃东西。他们听了关明滴水不漏的汇报——关明的汇报确实滴水不漏，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对齐了，每一个证人都串好了供词。那些白手套的人不是傻子，他们知道这里面可能有问题，但他们不在乎。他们来哈尔滨不是为了查案，是为了交差。南京那边要一个结果，他们给一个结果。至于结果是真的还是假的，关他们什么事？
也就不了了之了。
毕竟，一个警察局长，被一个"暴徒"击毙在混乱的火海中，虽然丢脸，但也算死得其所。死得其所——这四个字是汇报里写的。一个局长死在暴徒手里，总比死在床上、死在酒桌上、死在女人的肚皮上来得光彩。给了常伟一个"因公殉职"的体面说法，报纸上登了一小块，说常局长"恪尽职守，英勇殉职"，还配了一张照片——常伟穿着制服、板着脸的标准照，眼睛瞪着镜头，像在瞪所有活着的人。追悼会办了，花圈摆了一排，来的人不多，站了一会儿就散了。棺材埋在北岗的坟地里，木头是松木的，不算好，但也不算差。一个局长，值一口松木棺材。
更何况，关明还"英勇"地击毙了那个"暴徒"，算是将功补过，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英勇"两个字加了引号。因为关明知道那不是英勇，是谋杀。他亲手开的枪。子弹从他的枪管里射出去，打穿了常伟的胸口。但对外面的人来说，那是英勇。一个探长，在混乱中击毙暴徒，保护了现场，虽然局长还是死了，但暴徒死了，算是扯平了。将功补过——功是击毙暴徒，过是没保住局长。功过相抵，不赏不罚。这种处理方式是官场里最常见的——不追究，不深查，不翻旧账。大家都省心。
关明依旧穿着那身笔挺的警服。
笔挺。熨斗烫过的，裤线像刀刃一样锋利，能把人的手指割破。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扣到最上面一颗，勒着脖子，勒出一道红印。他不是怕冷，是习惯。把领口扣严实了，是一种姿态——我规规矩矩，我一丝不苟，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那身警服是他的盔甲，也是他的面具。穿上它，他就是关探长，冷面探长，哈尔滨警察局里最不好惹的人之一。脱了它，他是什么？他不敢想。
他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
八点整到局里，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穿过走廊，皮鞋在地板上敲出均匀的声响。走廊两边的办公室里，那些书记员、巡警、杂役，看见他来，都低下头，假装忙自己的事。不是怕他——当然也怕——是不敢看他。不敢看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里什么都没有，像两口枯井。一个眼睛里什么都没有的人，比一个眼睛里全是杀气的人更让人害怕。杀气说明他还有情绪，枯井说明他已经空了。
他处理着局里的日常事务。小偷小摸——一个贼偷了街口杂货铺的两包烟，被抓了，关明判了三天拘留；醉汉斗殴——两个酒鬼在酒馆里打起来了，一个打破了另一个的头，关明各打五十大板，都关一晚；摊贩纠纷——卖包子的和卖豆腐的抢地盘，吵到局里来了，关明各罚五百块，让他们滚。这些事琐碎、无聊、没意义，但关明做得一丝不苟。他必须做。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是一个正常的探长，一个在处理日常事务的公务员，一个没有杀过人的人。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里的那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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