绷得有多紧。紧得像一根即将断裂的琴弦。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一根弦，绷在琴上，你用手指拨一下，它会响。但如果绷得太紧了，你不敢拨。你怕它断了。断了就废了，琴就弹不了了，声音就没了。关明心里的那根弦就是这样。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听着远处狗叫的声音，听着自己的心跳，心跳得像一面鼓，咚咚咚，咚咚咚。他不敢闭眼。一闭眼就看见常伟的脸——那张脸在火光里扭曲着，嘴巴张着，在喊什么，但他听不见。子弹打进去的时候，常伟的身体往后仰了一下，像一根被砍断的竹子。然后倒下去，倒在泥里，倒在火里，倒在那堆烧焦的灰烬里。
常伟的死，是他亲手干的。
不是别人逼的，不是意外，不是走火。是他亲手扣的扳机。他瞄准了，他开枪了，他看着那个人倒下去了。他做得天衣无缝。现场处理得干净利落——子弹从哪个角度射去的，血溅在哪里，尸体怎么摆放，暴徒的枪怎么塞到常伟手里，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好了。纸终究包不住火。这句话他知道。所有干过这种事的人都这么说。纸包不住火，但你可以把纸加厚。一层不够加两层，两层不够加三层。你用足够的纸，包足够久，等到火灭了，灰凉了，纸也就不用包了。
但张丽那双眼睛，像潜伏在草丛里的毒蛇，时刻阴冷地盯着他，吐着信子。
张丽。
她不是蛇。蛇没有她那种耐心。蛇饿了就咬，她不。她看着你，看着你走，看着你跑，看着你以为自己安全了，然后她才动。她的眼睛是冷的，不是那种冬天的冷，是地窖的冷。地窖里的冷带着潮气，带着霉味，带着一种从地底下渗出来的、阴森森的东西。你被那种眼睛看着，会觉得后背发凉，会觉得衣服里钻进了虫子，会觉得自己的每一根汗毛都在替你报警。
他知道，张丽在怀疑他。
不是确定。是怀疑。怀疑比确定更可怕。确定了一个人，你可以动手。怀疑一个人，你会观察。你会看他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怎么笑，怎么不笑。你会看他吃饭用哪只手，写字用哪只笔，睡觉朝哪边躺。你会收集那些他自己都没注意到的细节，然后把它们拼起来，拼出一幅画。那幅画上画的是真相。张丽在拼那幅画。常伟的死，太巧了。巧得让人不得不往深处想。一个局长，在混乱中死了，旁边只有几个人，其中一个是关明，开枪的人。太巧了。巧得像安排好的。
果然，几天后，张丽来了。
她没有带那群如狼似虎的特务。那些人是她的爪牙，是她的刀。她不带着他们来，不是因为她不想用，是因为她要单独来。单独来的意思是：这是私事。或者说，这是两个人的事。不需要观众。她一个人，穿着那身绛红色的丝绒旗袍。绛红色——不是大红，不是朱红，是那种深到发紫的红，像凝固的血，像陈年的酒，像在暗室里点了一盏灯。丝绒——摸上去是软的，但旗袍是紧的，裹在身上，裹出那些曲线。开叉处若隐若现——走路的时候，腿从旗袍的裂缝里露出来，一闪一闪，像刀光。袅袅娜娜——她的步子不快，一步一步，腰扭着，臀摆着，像水里的蛇。
她走进了关明的办公室。
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像死亡的倒计时。
嗒。嗒。嗒。
一下一下。不急不慢。像钟摆。像一个人的心跳。像一把刀在磨刀石上一下一下地蹭。那个声音从走廊的尽头传来，穿过那些关着的门，穿过那些空着的办公桌，穿过那些积了灰的文件柜，最后停在关明的门口。关明坐在办公桌后面，听见那个声音，手指停了一下。钢笔尖上的墨水在纸上洇开了一个小点。他看着门，没有抬头。
她一进来，就反手关上了门。
"咔哒"一声轻响。
门锁扣上了。那个声音很轻，但在关明的耳朵里，像一声枪响。那动作，轻佻却又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杀气。轻佻是她的姿态——手往后一搭，门一带，动作流畅得像跳舞。杀气是那个声音——咔哒。门关上了，外面的人进不来了，里面的人出不去。她把外界的光亮和生机一并隔绝了。门关上之后，办公室里暗了一层。窗户本来就不大，拉着窗帘，光线从缝隙里挤进来，变成几道细细的、灰蒙蒙的柱子。空气不动了。闷。像一口棺材。
"关探长，忙啊？"
她走到关明的办公桌前，斜倚着桌子。不是站着，不是坐着，是倚着。一只胳膊肘撑在桌面上，半个身子靠过去，腰弯着，胸挺着。姿态慵懒，像一只吃饱了的猫。一双美目，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那眼神像两把小刀。不是大刀，是小刀。小刀更可怕。大刀砍过来你能看见，你能躲。小刀是划过来的，从你看不见的角度，贴着你的皮肤，一下一下地划，划开了你都不知道疼，等血出来了你才发现——你已经被开了膛。她试图剖开他的伪装。伪装是什么？是那张冷冰冰的脸，是那身笔挺的警服，是那个"冷面探长"的名号。她要看看里面是什么。里面是血，是铁，还是一个空壳。
关明抬起头。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块冰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