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茶已经彻底凉透了，茶叶沉在底下，像一堆死去的虫子。蓝布外套还搭在扶手上，口袋里的象棋棋子硌在椅面上，发出轻微的、几乎听不见的碰撞声。
窗外天黑了。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一层暗下去。阿黄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鼻子贴在门缝上。门缝里透进来楼道的气味——水泥、灰尘、隔壁张婶家炖萝卜的味道。没有老李。
它用爪子扒了扒门。门纹丝不动。
那天晚上，阿黄没有睡在藤椅旁边。它爬上藤椅，趴在老李的蓝布外套上，把鼻子埋进外套的褶皱里。外套上有烟草味，有铁锈味，有老李身上那种说不清的、温暖的、带着一点点汗酸的气息。阿黄深深地吸着，吸着吸着就睡着了。
从那以后，藤椅成了它的窝。
老周每天还是来。他把饭放在搪瓷碗里，把水盆添满，然后蹲在藤椅旁边，跟阿黄说话。说楼下的桂花开了，说巷口的棋摊又摆上了，说老李的女儿从外地打了个电话回来，问了阿黄的情况。
“老李的女儿说，过两天来接你。”老周摸着阿黄的耳朵，“她家在城北，有院子，比这儿宽敞。”
阿黄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把头埋回外套里。它不懂“城北”是什么意思。它只知道，老李住在这里。这里就是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
阿黄渐渐瘦了。它的饭量减了大半，肋骨一根根显出来，走路的时候后腿偶尔打晃。老周带它去巷口遛弯，它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回头望，望着四楼半的窗户。窗户关着，窗帘拉着，老李养的那盆绿萝还在窗台上，藤蔓从花盆里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摆动。
有一天，阿黄在楼下捡到一片叶子。梧桐叶，巴掌大，黄透了，叶脉像老李手背上凸起的血管。它叼着那片叶子上了四楼，放在藤椅下面。它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觉得，叶子落在藤椅底下，就像老李还在的时候一样。老李秋天扫院子，总把落叶扫到藤椅旁边，说“积肥”。阿黄不懂积肥，但它知道落叶是老李喜欢的东西。
从那天起，阿黄每天下楼捡一片叶子。有时候是梧桐，有时候是银杏，有时候是墙角那棵歪脖子槐树掉下来的细碎小叶子。它叼回来，放在藤椅下面。一片，两片，三片。日子长了，藤椅底下积了一小堆，干了，脆了，踩上去沙沙响。
老周看见那堆叶子，眼睛红了。他蹲下来，把叶子一片一片地码齐，放在一个纸盒里。
“阿黄，你是不是觉得，他还会回来扫叶子？”
阿黄趴在藤椅上，耳朵动了一下。
那天晚上，老李的女儿来了。她叫李秀兰，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她站在门口，看着藤椅上的阿黄，看着藤椅底下那盒干叶子，看着搪瓷缸子里干掉的茶叶。她站了很久，然后走到藤椅旁边，蹲下来。
“阿黄。”
阿黄抬起头。它认得这个声音。每年过年，这个声音会从电话里传出来，老李拿着话筒贴着耳朵，嗯嗯啊啊地应着，最后说一句“阿黄挺好的，你放心”。阿黄知道这个声音是老李的亲人。可它没有摇尾巴。
李秀兰伸手摸它的头。她手上的味道和老李不一样。没有烟草，没有铁锈，有的是香皂和护手霜的味道。干净，陌生，让阿黄浑身不自在。
“跟我回家吧。”李秀兰的声音有些哑，“我爸走了。以后我照顾你。”
阿黄把鼻子从她掌心里抽出来。它跳下藤椅，走到门口，趴下了。下巴搁在前爪上，眼睛盯着门。
李秀兰看着它的背影，看了很久。最后她站起来，走到藤椅旁边，把那件蓝布外套拿起来，叠好，放在阿黄的窝里。然后她走到门口，在阿黄面前蹲下来。
“你不走也行。我每个星期来看你。给你带吃的。”
阿黄没有动。李秀兰叹了口气，站起来，拉开房门。楼道里的灯亮起来，照在她脸上。她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老屋——墙上的旧挂历还停在老李住院那个月，冰箱上贴着一张泛黄的便签纸，写着“阿黄打针：3月12日”，字歪歪扭扭的，是老李的笔迹。
李秀兰关上门走了。
阿黄听着她的脚步声一层一层往下。二楼停了一下，应该是张婶开门跟她说话。一楼停了一下，是老周。然后脚步声出了楼道，消失了。
屋里又安静了。
阿黄回到藤椅旁边，趴在那件蓝布外套上。窗外的天已经全黑了，只有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暖黄色的光。那道光慢慢地移动，从东墙移到西墙，最后消失。夜很深了。
阿黄听见楼道里有脚步声。二楼的张婶，四楼的老孙头，五楼的孩子。可没有一个人的脚步在四楼半停下来。它听着听着，眼睛慢慢闭上了。
梦里老李又坐在藤椅上。这一次他没有喝茶，只是看着它。老李的眼睛很亮，像是把一辈子的光都攒在了最后。他伸出手，放在阿黄头顶。
“阿黄。”他说，“你瘦了。”
阿黄想跑过去，可腿不听使唤。它挣扎着往前挪，挪到老李脚边，把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