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泛黄，是阿姨浇的水。阿黄不懂浇水，但它知道这盆花是老李的宝贝。老李浇水的时候它蹲在旁边看过无数次，甚至记得水壶倾斜的角度和节奏。它现在每天对着花盆趴着，就是在替老李看花。有时候它会闻到君子兰叶片上残留的一点铁锈味——是那把陪了老李半辈子的水壶，老李的手在水壶把上磨出的味道。它闻着那个味道，就觉得老李还在厨房里灌水。
傍晚的日程是蹲在门口等。一天里最难熬的是黄昏。因为每天黄昏老李会带它出门溜达，那个习惯风雨无阻，连下大雨那天老李都撑着伞在门口等它，嘴里催着“快点快点，淋湿了我可不管你”。它蹲在门后面，盯着那扇铁门，耳朵竖得笔直。楼上传来炒菜的声音，葱姜蒜下油锅的滋啦声，高压锅放气的哧哧声，糖醋排骨收汁的咕嘟声。整栋楼的烟火气裹着饭菜的浓香从窗缝门缝里涌进来，温暖而热闹。但阿黄的世界里只有一扇紧闭的铁门，和一双竖起来的耳朵。
脚步声来来往往，它一个一个听，一个一个排除——太快了，不是；太轻了，不是；鞋子底是硬的，不是；走到三楼就停了，不是。一直到天完全黑透，楼道里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它才慢慢走回藤椅底下，把下巴搁在前爪上，闭上眼。
但它不是真的在睡。它只是闭着眼睛，耳朵还在转，捕捉这栋老楼里每一个细微的声响。水管里的流水声，隔壁关门时门框撞击门套的闷响，楼上挪椅子的嘎吱声，下水道里不知谁家在放洗澡水。这些声音都跟老李无关，但它还是要听。因为它知道，如果有一天那扇门真的从外面被推开了，它必须是第一个听到的。
偶尔阿姨一天没来，饿得实在扛不住了，阿黄会自己找吃的。它知道碗柜最下面那层有一袋米，是塑料袋子封好的，它咬不开。但它知道巷口有家包子铺，每天下午会把蒸破了的包子扔进垃圾桶。它从老李带它走过无数遍的那条路绕过去，叼一个破包子回来，放在藤椅腿旁边，对着包子趴下来。以前老李吃包子的时候，总把肉馅给它，自己吃皮。现在包子是完整的，但它舍不得吃。它先守着，好像老李随时会从厨房里走出来，把包子掰成两半，肉馅多的那一半递到它嘴边，另一半他自己吃，吃的时候还嘀咕一句：“这包子越来越小了。以前一个顶饱，现在吃俩都不顶用。”
晚上最难熬。
屋子一黑，所有白天被日光压住的影子都浮了出来。藤椅的轮廓在月光里像个沉默的老人，衣架上挂着的旧外套被窗缝的风吹得轻轻晃动，像有人站在那里。阿黄趴在地板上，睁着眼，看着那些影子。它不怕黑。它怕的是醒过来发现自己在等什么——然后想起来那个要等的人已经不在了。
但它没有哭。除了那天在医院里，它再也没有流过眼泪。不是不难过，是狗的眼泪跟人的不一样——人的眼泪可以随时随地流，狗只有在最绝望最无助的那个瞬间，眼泪才会不受控制地涌出来。剩下的时候，狗把难过藏在眼睛深处，藏在耷拉的耳朵后面，藏在尾巴尖不肯摇摆的弧度里。它们不擅长表达悲伤，它们只擅长承受。
这天傍晚，阿黄在藤椅底下打盹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不是脚步声，不是咳嗽声，不是它熟悉的任何一个声音。但那声音让它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唱片机。老李的唱片机。老李有一台老式电唱机，搁在五斗柜上，上面盖着一块碎花布。阿黄从来没见过老李放唱片，老李说唱针坏了，巷子里早没人修了。但现在，那台唱片机在响。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颤颤悠悠地在屋子里荡开。
“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
阿黄站起来，从藤椅底下探出脑袋。
唱片机是开着的。唱针在缓缓转动的黑胶唱片上颤动着，一圈一圈地走着纹路。老李的烟斗搁在唱片机旁边，烟嘴上的牙印在月光下清晰可见，那是老李的门牙咬出来的，门牙之间那道缝跟烟斗上的凹槽刚好吻合。阿黄慢慢走过去，把鼻子凑近唱片机的喇叭，用力地闻。唱片机里有灰尘的味道，有老式电子管发热的焦味，还有——一个极淡极淡的、不一样的味道。
周璇还在唱着：“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
阿黄听不懂词，但它听出了那声音里的悲伤。女人的声音像一条细细的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慢慢流淌，淌过五斗柜，淌过藤椅，淌过阳台上那盆叶子发黄的君子兰，淌过地板上阿黄踩出来的那条小径，最后停在门口那扇紧闭的铁门上。
唱片放完了。唱针走到头，在空白的纹路上一圈一圈地空转，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片落叶被风推着擦过青石板的地面。阿黄还站在唱片机前面，盯着那根空转的唱针。然后它忽然转身，走到了阳台上。
月光正亮。
那盆君子兰在月光下安静地立着，叶子边缘泛黄的地方被月色洗成了银白色，看起来比白天精神了一些。阿黄在花盆前面趴下来，把下巴搁在前爪上，看着那盆花。它记得老李最后一次浇花的样子——水壶拿得很低，壶嘴贴着泥巴，水慢慢渗下去，泥巴咕嘟咕嘟地冒泡。浇完了，他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