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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九点，姜文瑛把纸箱放到社区办公室的长桌上。纸箱没有锁。四年前安澜康复中心的蓝色封签已经脆了，揭开时碎成几段，粘在纸板上。临江警方先拍照，再由姜文瑛确认资料来源。箱里不是完整病历，更多是她当年自己留的麻醉评估副本、药物反应观察和几张手写值班表。
“这些为什么没进院档？”陈警官问。
“有些只是我自己的工作记录。”姜文瑛说，“正式病历应该有另一份。”
“另一份还在吗？”陈警官问。
“我不知道。”姜文瑛说。
姜文瑛说得很直接。她没有因为现在有人调查，就把四年前每一个细节都回忆得清清楚楚。哪天谁进门、谁拿药、谁改记录，她能确定的只说确定，记不住的便说记不住。周序坐在长桌另一侧，没有催。箱子最上面是S-06第一次镇静评估。女性，三十二岁。身高一百六十七厘米。体重五十一公斤。既往史一栏没有姓名，只写低血压、严重睡眠障碍、对某类镇静药反应过强。右侧有一行姜文瑛的手写提醒：醒后先确认定向，不要从背后叫。
周序看到这句话时，脑子里先出现的不是项目。是云栖公馆厨房。有一次他送完件没走，姜岑背对着他在烧水。周序从客厅叫她，她没反应，后来他走近拍了一下肩，姜岑整个人猛地往旁边躲，玻璃杯碰到水槽边裂了一道。她很快恢复正常，只说自己走神。那时周序以为她胆子小。现在那只裂杯还在证物清单里。
“后面还有。”姜文瑛说。
第二份评估在三天后。S-06醒得比预计早四十分钟，认人正常，却无法确认当天日期。她坚持自己是前一周入住，实际上只过了三天。对自己为什么在临江有两套互相矛盾的解释，一套说参加睡眠治疗，一套说陪同朋友。姜文瑛在旁边写：不要纠正过快。第三份记录更短。S-06在走廊看见一名男性后出现剧烈头痛，随后短暂失语。男性身份处被后来的人用黑笔涂过，纸背却留下压痕。技术人员用侧光看了半天，只辨出姓氏第一笔像“周”。
周序没有碰那张纸。“那个人是我？”周序问。
“我现在不能确认。”姜文瑛说。
姜文瑛记得当时确实来过一个年轻男人，穿衬衣，不像医生，也不像家属。男人和项目负责人在办公室争执过，声音不大，最后自己进观察室看了S-06。她对那个男人的脸已经记不牢。四年过去，当年的患者和家属太多。周既明的旧照片能让她觉得见过，不代表她有资格把每段模糊记忆都安到他身上。
“那你为什么昨天说在审计会上见过周既明？”陈警官问。
“那个我确定。”姜文瑛说，“后来专门有人介绍过他。”
项目发生第一次严重不良事件以后，周既明以投资方和审计人员身份来过临江。会议上他要求暂停一部分稳定性试验，理由不是药物本身，而是受试者在清除后仍被原团队反复提示旧身份，无法判断所谓新身份到底是恢复还是重新诱导。姜文瑛当时听不懂他们谈的商业和数据，只记得周既明说过一句很普通的话。
“人醒来以后还会怕，不等于实验有效。”姜文瑛说。
周序低头看记录。这句话不像英雄。更像一个当时终于意识到事情已经不受控制的人。纸箱中间有一册厚一些的麻醉台账。S-06一共出现七次，跨度三个月。前四次是受试对象，后两次只做复查，第七次的身份栏被改成“项目助理”。受试者变成工作人员，不是在九月十九日那一次突然发生。她更早就开始被推向另一边。第七次台账旁边夹着一张临时工作牌复印件。照片里的女人头发比后来短，脸瘦，眼睛没有看镜头。姓名：姜岑。周序没有马上抬头。屋里只剩翻纸声。
陈警官把复印件放进透明袋，让姜文瑛确认。“就是她？”陈警官问。
“是。”姜文瑛说。
这一刻没有人再需要猜真正的S-06是谁。四年前，姜岑三十二岁。她不是以观察员身份第一次进入回声项目。她先躺在观察室里，被记录醒来的时间、记忆错误和对旧人的反应。后来她从受试者名单消失，以工作人员身份重新出现。项目把她曾经是哪一边擦掉了。周序忽然想起梧桐巷那段旧视频里，姜岑拿第二针时发抖的手。过去他一直把那种发抖理解成愧疚。现在多出另一种可能。她知道针进去以后，一个人醒来会是什么样。因为她自己醒过。
“她为什么参加？”周序问。
姜文瑛没有立刻回答。记录没有完整原因。S-06最初转入安澜时使用的是一家脑睡眠研究机构的介绍函，主诉长期失眠、创伤后闪回和药物耐受不稳定。没有写家庭，也没有写具体创伤来源。姜文瑛记得姜岑很少谈自己。她刚来时不像自愿做实验的人，也不像被强迫押进来的。更接近那种已经试过很多治疗、愿意接受一个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新方案的人。
“她问得最多的是会忘多少。”姜文瑛说。
“你怎么回答？”周序问。
“我说我只管麻醉，不知道他们能做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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