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姜文瑛说。
“她信吗？”周序问。
“她不信。”姜文瑛说。
姜文瑛说到这里，嘴角很轻地动了一下。“她那时候谁都不太信。”姜文瑛说。
这反而让周序觉得像她。姜岑后来温柔，但不是没有防备。她会在快递送到前先看猫眼，会把不用的银行卡剪成四段分两个垃圾袋扔，会把厨房燃气阀每天睡前摸一次。周序以前以为这是一个独居女人的习惯。也许一半是。另一半从安澜就开始了。警方继续翻台账。姜岑最后一次以受试对象身份出现的日期是四年前八月七日。项目处理内容没有写“清除”，只写“稳定干预”。之后二十一天没有记录。八月二十九日，她以临时项目助理身份重新出现，开始协助受试者日常定向和路线记录。
她中间那二十一天去了哪里，纸箱里没有答案。但姜文瑛记得一件小事。姜岑回来工作第一天，不认识安澜后门的保安。那个保安此前替她送过三次夜宵，两个人每次都说话。姜岑回来以后看见他，只礼貌地点头。保安以为她装不认识，后来还抱怨过。
“她忘了那个人？”周序问。
“至少当时没认出来。”姜文瑛说。
“还忘了什么？”陈警官问。
姜文瑛摇头。“没人系统告诉我。”姜文瑛说。
姜岑从受试者变工作人员以后，原来的观察记录很快被收走。姜文瑛再见她，她已经开始替项目整理睡眠和药物反应。两个人偶尔在楼道碰见，姜岑不再问自己会忘多少。她开始问别人会不会想起来。被收走以前，有一份定向测试留下了复写联。测试本来很简单：写出当前日期、住址、最近一次完整记忆、三个熟人的姓名。姜岑日期写对，住址写成了两年前租过的地方；最近完整记忆停在四个月前。熟人姓名写了两个，第三个位置空了很久。
她最后没有填。评估人员在旁边写：“对象称知道此人存在，但无法确认姓名与关系，不愿接受提示。”
周序看到这行字时问姜文瑛，当时有没有给她看照片。“项目组想给。”姜文瑛说，“她没看。”
姜岑当时说，如果那个人真的重要，让自己以后重新见到再说。她不想因为医生告诉她“这是你重要的人”，就提前学会应该有什么反应。
这个决定听起来和后来回声项目的所有锚点理论相反。她曾经明确拒绝过被提示应该爱谁、信谁。后来她却成了周序最重要的提示者。周序没有因此觉得讽刺。人会改变，也会在害怕时重新使用自己曾经拒绝的办法。姜岑越熟悉失忆后的不安，就越可能相信“至少我替他把危险路绕开”是必要的。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观察组早期值班表也留下过她刚转岗时的变化。第一周，姜岑照着模板写，几乎每一栏都填满。对象几点醒、吃多少、是否主动提旧姓名、见到熟人时心率变化，全有数字。第二周开始，她在一些栏目旁边画斜线，不再记录。被她划掉最多的是“亲密反应评分”。
项目要求观察员在对象与家属、伴侣或指定锚点接触以后，用一到五分评价依赖程度。姜岑在第三次值班后写过一行备注：“别拿人家吵架打分。”主管让她按格式补，她补了两次，后来又开始空着。另一个表格要求记录对象是否主动使用旧姓名。姜岑没有只写“是”或“否”，而是把当时场景写进去：有人在梦里叫旧名，有人在医生反复提醒后才说，有人只是看见旧照片认出自己。
这些细节在统计里很麻烦。对人却重要。周序翻这些表时第一次看到一个还没完全变成后来那个姜岑的女人。她会在制度里硬填自己觉得有用的句子，也会因为主管退表不得不重写。她不是一开始就掌握所有技术。也不是一开始就相信“只要安排好生活就能稳定一个人”。这种相信，是她后来在工作里一点点学会的。因此也更难说她后来对周序做的那些安排究竟从哪里开始变质。她用过自己曾经反对的评分，后来又用路线和生活去保护周序。职业方法和私人感情早就混在一起，连她自己大概也分不清。
中午临江警方从另一处旧存档找到一张人员变更表。原本的S-06在四年前八月二十八日状态变更为“退出医疗序列”。第二天，观察组增加一名临时人员姜岑。两条记录的身份证号码位置都被遮蔽，出生年月却完全一致。这是行政层面的第二份确认。中午以前，临江警方还找到了安澜当年的一名护理员。女人姓孙，已经转去民营养老院工作。她记不住S-06这个编号，却记得姜岑，因为姜岑刚从封闭区出来那段时间不肯让别人替她收拾床头柜。护理员按规定每天要确认药盒、饮水和尖锐物，姜岑总是提前自己摆好，东西朝向几乎不变。
“她是不是强迫症？”陈警官问。
“不是。”孙护士说，“她怕别人动完以后，她自己不知道原来放哪儿。”
周序听见这句话，想起云栖公馆的玄关。姜岑的钥匙总放在最靠墙的小碟里，零钱放另一只，外卖袋从不直接放餐桌。周序有一次替她整理，顺手把剪刀移到抽屉，她找了十几分钟，最后没有发火，只让他以后不要替她换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