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各有名目，不塞进营业收入。
调解结束后，我与他单独说了十分钟，律师都在门外玻璃后。
“你当时觉得能走到哪一步？”我问。
“最多拿到待补通知。”
“如果吴程收了呢？”
“我会让委托客户知道控制失效，不会取货。”
“我凭什么信？”
“你不用信。记录只能证明没取。”
这句回答比悔恨更诚实。
我问他是否知道阮文山因假死流言与旧名受过什么。他说后来从材料知道死亡，不知道全部经过。阮文山的死不是陈克南造成，他也不能用“不知道”免除拿死者签收做测试。我们在和解里规定不再使用阮文山材料，必须保留的争议证据由中立方控制；阮家不出席，不让家属又坐在一名职业经办面前听他解释效率。
“你为谁做？”我最后问。
“当时为合原委托客户的资产核验项目。”
“客户背后还有谁？”
“几名债权人与基金出资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每一步命令。”
“梁仲平？”
“他后来接项目。二〇〇八年我不向他汇报。”
“白立？”
陈克南摇头：“我只把它当窗口名。陪我去的年轻人由东衡用这个业务名，我不认识任何叫白立的长期负责人。”
灰衬衫只是受托人。
“只是”不是免责。他有专业能力、有选择，也越了权；但他不是一双从河内伸到澜城、能让所有人听令的手。把他抓成幕后王，故事会爽，账会错。真正让他走到吴程门内的是合原的箱、外包的粗权限、东衡的业务名、海货未关窗口、真实证件副本和我们自己曾允许一张脸证明太多。
陈克南走出事务所，没有人跟踪。
白敏在视频里看着门关，说：“就这样？”
“已知动作结了。”黎真回答。
“他没有说谁是最大的。”
“因为未必有一个最大的。”
白敏不满意，也接受。她当年在柜台面对的是一名看起来知道所有答案的人，四年后发现他也只是根据箱子、摘要和窗口反应往前试。恐惧不会因职业说明立刻退，但至少不再把每个穿灰衬衫的人都当同一张脸。
和解材料进入中立目录。陈克南状态写：真实受托关系存在；使用个人身份工作副本与实际递件超出授权；责任已按已知动作调解；不构成B.L.统一经办或最终委托人证明。任何人以后引用他的两次递件，必须连这四句一起。
梁仲平在董事会上读完，说合原接受结论。他没有替旧客户继续遮，也要求加：合原未被认定授权冒名，承担的是资料管理与监督范围。加了。
灰帽线索至此关闭大半。
仍有一个问题没有完全回答：二〇〇七年是谁把我的身份附件与九千二百万估值放进同一套可被外部复制的材料。答案不是陈克南，他只在二〇〇八年接触。最初的附件由评估项目正式制作，签发名单里有我、赵坤、方启荣前任、外部评估和五套保管方。没有人违法把两者“拼”在一起，那本来就是为了证明估值中的管理签署资格。
后来人只是利用了当年合法的完整。
我曾想找到一个把脸偷偷塞进报告的人。核到最后，脸是我们自己要求放的：没有个人身份核验，银行不认我代表哪些合同；有了，报告便携带一个可复制的我。错误不在制作本身，而在副本、期限与后来每个人都把一页真实材料当作整套权限。
这个答案不够像阴谋，也更接近公司。
陈克南调解后的第三天，总经理候选名单公布。严陆在内，另有一名外地酒店运营人、一名本地供应链经理和平台内部运营经理。董事会将按经营、边界、员工、财务与应急五类面试。
梁仲平没有提名风险负责人再坐进去。
他把力量转到另一张表：平台资产与影响规模重估。
二〇〇七年的九千二百万仍被三名候选人在材料里引用，尽管附了更正。若公司要选一个不靠我脸运行的总经理，第一步便是让他知道，自己接手的究竟是九千二百万、五千多万，还是一间只有四千多万元估值的轻资产平台。
数字要再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