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的路上，我坐E280，赵坤坐自己的车。两车没有前后护送，各走一条高速入口。盛勇问是否要追上赵总，我说不用。他只是先去仓储公司，不是叛逃。
四十万元定金第二天支付，其中平台二十万、赵坤以股东短期桥款二十万，待董事会批准交易后转或退。不能让他因投赞成便私下垫全款，最后用“我已经付了”逼交割。另四十万元进中立托管，按条件释放。
尽调只剩六天。
周萍把B.L.十一家客户名单与南柏销售逐家对。三家有渠道介绍邮件，四家早在渠道合同前便与南柏交易，两家由青川平台后来带入，一家来自展会，一家资料不足。按可证明范围，渠道提成最多覆盖三家和一部分后续订单，不到债权方原数。
更关键的是，二〇〇八年B.L.回函不是青川确认。回函由海货贸易行一名外部窗口按“可能客户”列出，表头写“供渠道核对”，没有我、项目或南柏签。债权方却把“可能”在结算表里改成“关联客户基数”。
我们把证据在第五天送债权方。
对方不愿按六十余万结，只把和解从一百二十万降到一百零五万。卖方仍出一百万，平台承担五万。数字更小，原则仍是和解不判客户。
赵坤说应签。
我仍反对，但承认五万元和解从经济上合理。真正让我停止硬挡的是协议增加三条：B.L.回函只为当年核对，不构成青川对十一家来源确认；本次付款由卖方处理历史争议，平台五万元属于取得无争议资产的交易成本，不承接渠道合同；债权方放弃对平台、南柏资产和三家酒店未来销售的旧提成，不影响其对其他具体债的权利。
这三条让“终局”有了边界。
员工核验却在第六天爆出更大问题。
一名季签工人拿出二〇〇六年以来的工资与工作证，证明自己几乎连续工作，只在春节和短淡季停。类似情况有十九人。卖方六十万元专户按初步估计不足，可能需要一百一十万以上。彭启丰拒绝再留，他说资产出售不等于公司注销，劳动关系可留在原公司，由平台重新招聘愿意的人。
如果原公司卖完设备和商标，只剩一栋租给别人的厂壳，员工继续向谁工作？彭启丰说他会保留部分业务，实际没有订单计划。
红姨要求交易要么承接连续劳动并核权益，要么由卖方在交割前完成合法安排与支付。不能让平台只挑年轻、没病、能夜班的人重新试用。
严陆说这会让交易不可能。
“那就不买。”红姨回答。
赵坤问是否可由平台增加价格，承接十九人和必要权益。黎真算进收购成本，仍可能在商业上成立，却需额外一百万元左右和更长核验。排他最后一天，无法逐人完成。
彭启丰只肯延两天，条件是再付四十万不可退。
董事会第二次表决。
这一次梁仲平已经通过债权和解框架，不再是直接相关方，只在交易成本上仍有披露。谭文礼从赞成转为延期，他不愿三家酒店品牌与工厂劳动争议绑在一起。严陆仍赞成补四十万，赵坤赞成；郭玉兰、黎真和我反对，票三比三，梁仲平有普通一票。
他投赞成延期。
“你们又有四票。”郭玉兰说。
梁仲平说，他不是为债权客户投，债权已解决；他认为额外四十万换两天，有机会完成员工框架，交易价值足够。关联律师确认其客户不再从新增定金获益，他可投，记录仍披露关系。
四十万新增定金按董事会授权支付。
两天里，十九名员工逐一核到十三名，另外六人不在本地或资料不齐。十三人中十一人愿随业务转入新主体，要求连续年限、未休假和既有工资承认；两人想拿结算离开。平台可以做到，成本也能核。六人不能由别人替他们选择。
我们提出六人权益金额继续托管，找到后本人决定；彭启丰认为潜在期限不能无限，要求六个月无人申领便退卖方。红姨要求至少按依法和合理通知处理，不写六个月自动失权。双方卡住。
排他到期前四小时，另一买方把价格提到七百二十万元，愿意资产交割后由原公司自行处理员工，不把连续承接写成条件。彭启丰终止青川谈判，按合同退中立托管四十万；平台已付的八十万元不可退定金损失，其中首轮四十万、延期四十万。债权和解未交割，不生效，平台五万元未付。
南柏卖给了别人。
消息不是彭启丰亲自告诉我。
下午六点二十，平台尽调律师收到终止通知；六点二十七，南柏财务给黎真发托管退款指令；六点四十，生产经理私下给红姨打电话，问员工怎么办。三个时点说明卖方早已与另一买方完成关键谈判，只在青川排他到期后正式签。彭启丰没有违反排他，却把我们的两天延期当成抬价筹码。
赵坤想以谈判不诚信追四十万元延期定金。合同写卖方可在排他到期后接受他价，没有承诺披露同步谈判；只有重大隐瞒或期限内签约才双倍退。另一买方签署时间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