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毁证据不能由普通多数随便做。”黎真说，“可以设外部审计与保存规则，不等于给某个股东永久同意权。”
“规则由多数改呢？”
“提高表决门槛、相关方通知、法定保存、员工个人资料另按权利。不是只给你。”
“没有具体受益人，规则没人执行。”
“所以你真正要的是执行位置。”我说。
梁仲平没有再把它叫治理效率。
他对我说：“是。钱会还，文件解释会改。合原投进来的不是一百八十万这么简单，我们替这家公司把没人愿意碰的历史变成可核材料。若两年后你和赵先生凑票，说B.L.从来不存在、销毁索引、把品牌卖给另一家公司，我们的风险谁管？”
“你可以投反对、起诉违约、查你有权的资料、卖股份。”
“等做完以后再起诉，位置已经没了。”
“所以你想先有一只手放在开关上。”
“对。”
这就是第三版真正的交易。
合原不只要收回钱。它要确保自己对历史的解释不能在未来被多数抹掉。站在投资人角度，这不是邪恶；任何拿钱进入一家旧关系复杂公司的专业机构，都会争信息、保护条款和否决。问题在于，合原把自己的不安扩大到员工、白鹭和不属于平台的项目，想让一席权力替所有未来情况预先在场。
我问梁仲平，如果只给一项：平台不得销毁或实质篡改历史证据，须按保存政策与外部审计处理；任何股东都可举报和申请核查；个人资料到期删除须留删除证明，不留内容。他是否接受。
“不够。”他说。
“为什么？”
“因为分类可以不销毁。你们把B.L.改成白鹭内部备注，文件还在，我的连续风险已经没了。”
“若事实证明它就是内部备注呢？”
“后来功能已经超出内部。”
“那就逐项保留后来功能。不能为了保连续性，拒绝知道起源。”
梁仲平终于把视线投向顾北山带来的半页索引。他也明白，原始全称会决定第三版的道德重量。若B.L.本来就是外部债权席，他要求保护更合理；若本来是白鹭内部把待完成承诺立起来的一行账，后来人只是借代码发展了窗口，他便不能说自己继承那行账的全部权利。
顾北山仍不开放完整页。
“你们都想拿四个字替自己赢。”他说，“原页不只写四个字。”
半页下面有第一批相关人、早期承诺和划结记录。公开全称可能让外界继续猜那些人是隐名股东、债权人或夜场暗账上的名字。白鹭早年做夜间住宿、酒水、表演场地与员工保护，许多关系不适合被一句露骨的产业标签概括，更不能为了让传闻刺激，把普通员工写成见不得光的资产。
我们决定先不以全称表决第三版。
董事会给顾北山三十日，通知原始页相关人或合法代表，在中立条件下决定可公开范围。合原的三项治理权同期不表决，现有董事权不变。平台中立目录先按一月会议结论运行，不等待新委员会。
梁仲平反对拖延，却没有权限强开。
三十日里，合原做了另一件事。
它向两名小股东提出收购股份。价格比设立时投入高三成，现金支付，不要求一起卖供应合同。林绍收到一份，另一份给早期设备合伙人。若两人都卖，合原持股接近百分之十四，仍非多数，却能扩大话语和董事提名基础。
收购本身不违法，也不违反章程。小股东有权卖，其他股东按约有优先或通知权。梁仲平没有用债逼，只说合原愿意给流动性。
林绍来问我是否希望他不卖。
“希望。”我说。
“公司给我同价买？”
平台没有回购预算，我个人可以买，却构成关联与持股变化，还会让外面觉得我用钱把反对票收回。赵坤也有优先权，未表态。
“现在不能承诺同价。”我说。
“那你的希望值多少？”
“不替你值。”
林绍说他投资两年，分红不高，洗涤订单又要竞标。合原价格合理，他家里正准备换设备。若留，只因与我早年认识，不算好投资。
“你可以卖。”我回答。
“卖给他，会不会成白立？”
“不会。你卖的是股份，不是椅子。治理权另投。”
林绍最终卖了一半，留一半。他用现金换洗涤设备，也保留在公司看结果的权利。合原持股升到百分之十一点一。另一名小股东没有卖，认为价格还会涨。
这次收购提醒我，梁仲平不必等董事会施舍一把开关。他可以按合法市场一点点买。若我只靠人情叫小股东永远跟我，和当年用一张总调度表控制车主没有不同。
二月中旬，青川酒店项目债完成独立展期，平台六十万元确认债按计划还一部分。合原第三版中最直接的钱又少，却没有撤治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