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
那天下午，河内有两个人接了我的电话。
一名是过去的餐具客户，他能确认八月没有从青川退回任何样品；另一名是做短驳的车主，愿意核自己车场是否出现过后三位相同的灰色轿车。他们都没有答应替我找人。餐具客户要求我传真具体箱号，车主只查自己的登记。第三名旧客户没有接，秘书说负责人出差。我在澜城习惯一个电话后等别人回“办好了”，到了这里，每个人先问这件事为什么属于他。
傍晚，承运司机与外聘装卸工在吴程仓内接受询问。吴程的人坐在旁边，不许我们关门，也不许盛勇站在二人身后。司机记得十一只箱最后只装八只，不记编号；装卸工记得灰帽人来过，说自己代表澜城收货方检查是否有私人文件。梁佩当时正在办公室打电话，临时文员看过蓝皮证件，放他进黄线外侧。
装卸工说灰帽人没有碰箱，只让人把退七从第二排移到秤旁。他问了三次同一句话：这些退货到澜城以后，是按货名分，还是按原来的办公室分。
这个问题不像偷一箱货的人会问。按货名分，旧布草去酒店、零件去车场、纸去档案；按办公室分，曾经从某处借出的东西会回到原来经办地。对方想知道的不是哪箱值钱，是纸最终会在哪扇门后停下。
临时文员没有在当天到场。吴程联系到她，她同意十月四日上午来，要求车费与误工按原合同支付。黎真照付，不把费用写成线人钱。
十月三日中午，第三家共同货主传真同意开退七。三方先拍封条，再沿新钉孔取下箱盖。木箱里没有原件，只有一台拆掉铭牌的旧打印机、两卷传真纸、五只空文件夹和一袋坏锁。清单原写打印机一台、办公废件一批，数量大致相符。
打印机却比初盘型号重三十多公斤。
盛勇把它从箱里抬出，底部没有原厂塑料脚，而是钉着一块两指厚的木板。木板边缘刷成与机壳相近的灰色，若不翻过来，很像运输加固。吴程没有让人当场撬。他先查打印机属于谁。设备册显示二〇〇五年由青川酒店设备部购买，后来调河内办事点，许盛签过领用；二〇〇七年报废，归青川公司。产权没有共同方，第二天可以在三方见证下拆底板。
这只箱仍没有给出第十份原件，却把线索从十一只木箱缩到一台完全属于青川的旧打印机。
当晚回酒店，吴程没有与我们吃饭。他只把第二天查验安排传真到前台，并提醒四天许可在十月四日十八点结束。之后若还要查他的门卫、仓区和其他客户记录，必须依据新发现另提具体申请。办事点自己的账，梁佩可以按公司制度继续核；他的仓门不会因为我们拆出一块木板便无限期敞着。
我站在酒店窗前，看见河内的灯比四年前更多。楼下出租车、摩托和晚归的人流各走各的，没有哪一排灯知道澜城断翅招牌的样子。
吴程开了半扇门，已经足够让我看见里面有问题。剩下半扇仍属于他，也正因为这样，从门里拿出来的证据才不会只算我的说法。
十月四日上午九点，临时文员到了。
她叫陈月清，二十三岁，八月在办事点做了六周，主要把旧货目录录进电脑。合同、工资与离职交接都完整。她不是失踪的人，也没有忽然多出一笔来历不明的钱。离职原因写着回乡照顾父亲，吴程让会计核过车票与住址后才通知她；我们没有派人去她家门口等。
陈月清进查验区时先看见我。她认识证件照片，不认识我的脸。八月十八日灰帽人来时，蓝皮证件上的照片比本人年轻，边角又磨损，她只核姓名和办事点旧登记，没有按吴程门卫的新访客规则比对出生日期。第一次他与白立同行，白立拿着负责人变更材料，她以为门卫已经核过；第二次他独自来，她沿用了第一次判断。
吴程问陈月清，灰帽人是否自称贺青川。
陈月清回答，来人从没亲口说“我是贺青川”。白立叫过一次贺先生，访客表由她照证件填写。灰帽人说话不多，只问旧打印机是否随退货送走、退货到澜城如何分、身份账搬过几次。他看见办事点墙上挂三把钥匙的登记牌，还问“钥匙都是真的，为什么文件仍会丢”。
这句话让梁佩抬起头。三把钥匙的争执和二〇〇五年搬办公室丢复写页，是办事点内部旧事。对外客户知道有铁柜，不会知道钥匙分在谁手里，更不会把它与丢纸放在一起。灰帽人接触过身份与例外账，或者听一个接触过的人讲得很细。
陈月清还记得，灰帽人第二次离开前，在旧打印机进纸口塞过一张空白纸。他说想试机器是否还能用，按下开关后没有反应，便把纸抽走。她当时认为报废设备没有风险，没有写异常。如今照片里的木板已经证明，真正能藏东西的未必是进纸口。
黎真问她是否看见来人碰箱。
陈月清想了很久，说自己只看见他扶过打印机箱一侧，时间不到十秒。装卸工来推时，他主动让开。没有任何一个动作足以证明他放入或拿走文件，却足以说明他准确知道该看哪一只废物。
询问结束后，陈月清在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