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着几垛锈迹斑斑的钢筋，地上到处是碎砖和水泥块，还有一个被风吹倒的竹脚手架，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他把自行车支在工地边上，蹲在一堆废砖旁边，从怀里摸出一根卷烟点上。他抽烟的样子跟他爹一模一样——吸一小口，让烟雾在嘴里转一圈再慢慢吐出来，舍不得往肺里咽，仿佛这样能抽得更久一些。他抽了两口，把烟掐灭了，烟头摁在碎砖上，然后又点了一根。
最大客户的订单没了。三成的产量，一下子空了。那两条停掉的旧线本来指着这个客户的订单来重启，现在没了指望。他蹲在那里抽了两根烟，烟头摁在碎砖上，摁出一个一个黑色的焦印。风吹过来，把碎砖上的烟灰吹散了，也把他额前的头发吹乱了。
他想起很多年前——其实也没多少年，不到十年——他刚从深圳回来的时候，兜里揣着三百块钱和一本翻烂了的笔记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架被没收后还回来的旧纺车、一个他爹留下的“陆记”牌子、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劲儿。现在他有了厂房、有了机器、有了几十号工人和十几户合作农户，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之后，这些东西突然都变成了压在他肩上的重量——不是资产，是责任。厂房越大，责任越重；机器越多，胆子越小。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他倒了这些人全得跟着遭殃。
他把第二根烟头摁灭，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嘎吱响了一声，他扶着旁边的废砖垛稳了一下。他把自行车扶正，骑上去往回赶。
到家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堂屋里亮着灯，他娘、建梅、建婷围在桌前对账，三个人的影子被煤油灯投在墙上，重重叠叠地拢成一团。建婷从县城回来了——她本来应该在裁缝铺上班的，听说家里出了事，跟老板娘请了假就搭长途汽车回来了。她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个小包袱和一双哭红了的眼睛，但此刻坐在桌前翻单据的样子已经恢复了平时的利索。建梅还是老样子，闷着头理账，手指在纸页边缘上来回摩挲，一句话也不说，但每份单据的位置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老太太坐在那把旧藤椅上，膝盖上盖着毯子，手里翻着周明远经手的最后一批单子，她不识字，但她能看出来哪些数字对不上、哪些日期有问题，她的手指在单子上慢慢移动，像是在摸布面上的跳线。
田秀芹站在灶台边，手里端着一碗刚热好的粥。她一眼就看出陆建设的脸色——嘴角比早上走的时候抿得更紧了，那道从颧骨到下巴的线条像被刀削过，又硬又直，眼睛里那两粒火星子没有灭，但被一层浑浊的东西罩住了，像是烧得太久，把周围都烤焦了。
“大客户丢了。”他说。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堂屋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屋里安静了片刻。建婷放下手里的单据，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她低头看着面前的账本，手指在纸上用力按了一下，指甲盖都发白了。建梅继续理着桌上那摞账本，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但她的嘴唇抿得更紧了，那条从鼻翼到嘴角的纹路陡然深了一截。
田秀芹把粥端过去放在桌上，然后把围裙解了搭在椅背上。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慢，像是在给自己争取几秒钟思考的时间。然后她在他对面坐下来，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话：“丢了就丢了。你的布还在，机器还在，人还在。省城不要，卖县里。县里不要，卖镇上。东西好，总会有人买。”
她的话不轻不重，像是在说今晚吃什么菜。但每个人都听出了那平静底下的分量——那不是一个妻子的安慰，是一个在厂里待了十年、看着每一匹布从机器上下来、亲手摸过无数块布面的人做出的判断。她信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是陆记的布本身。陆建设端起粥喝了口，粥还温热，米粒煮得烂烂的，里面加了红枣和老姜，有股淡淡的甜和辛辣。他喝完了粥，把空碗放在桌上，重新拿起了账本。
“明天我去邻镇找赵春山。”他说，“他那边还有些渠道。”
田秀芹点了下头，收了空碗去灶台边洗。她洗碗的时候，陆建设听到她压低了声音跟建梅说了一句话：“这几天别让你哥一个人待着。他要是半夜还亮着灯，你给他送壶热茶过去。别劝他，送了就走。”建梅嗯了一声，没有多问，也没有抬头。
陆建设没抬头，但他手里的笔在纸上停了一下。然后他继续写——写明天要跟赵春山谈的供货方案，写每匹布的成本、报价、交货周期。他的字不好看，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像是在给自己凿一条出路。窗外夜风掠过老槐树的树梢，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很多人在很远的地方轻声说话。
赵春山的贸易公司在邻镇一栋二层小楼里，楼下仓库，楼上办公。他是陆记最早的市场伙伴，当年帮陆建设把布从县城铺到了周边好几个县的十几个乡镇。没有赵春山，陆记的白坯布走不出红石镇；没有陆记的布，赵春山的贸易公司也拿不到那么多稳定的货源。两个人这几年的交情，是用一匹一匹的布、一趟一趟的送货、一次一次的结账积累下来的，不深不浅，刚刚好够在对方最难的时候伸出手去。
陆建设到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