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沿碰到他嘴唇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在发抖。她看着丈夫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嘴唇翕动着，像是在算一笔永远算不清的账。她把碗推到他嘴边，说了一句：“先喝口水。然后你该去哪去哪，家里有我。”
陆建设抬头看了妻子一眼。田秀芹站在他面前，头发散乱，赤着脚站在冰凉的地上，身上只披了一件单薄的旧褂子。但她的眼神是稳的，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无论外面风浪多大，井水依然平静。他没有喝水，把碗放在桌上，站起来，冲出了门。
他发了疯似的骑上自行车，在凌晨的寒风中往镇上周明远租住的房子赶去。凌晨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但他感觉不到疼。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他跑了，不能让他带着陆记的血汗钱跑了。自行车在土路上颠簸，车灯是坏的，他全凭月光和熟悉的路面判断方向，几次差点冲进路边的沟里。到了镇上，他推开那扇虚掩的门。屋里一片狼藉，被褥、衣物、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消失了。只剩下墙上几枚孤零零的钉子，和地上几张揉皱的废纸。有一张纸上写着几个电话号码，他蹲下来捡起来看，都是省城的号码，有一个他认识，是周明远经常联系的客户。他把那张纸攥在手里，又看了一圈空荡荡的房间——墙角的灰尘印子显示那里曾经放过一个行李箱，床板上的棕垫已经塌了一半，枕头不见了，连枕套都被扯走了。房东揉着惺忪的睡眼出来，说那人两天前就退了房，走得很急，连押金都没要。陆建设站在那间空屋里，听着房东絮絮叨叨地说着“我也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急啊”“他还欠我半个月水电费呢”，他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是有几百台织布机同时在空转。
六万块。那是陆记三年的纯利，是全厂十几个工人两年的工资，是他母亲拖着残腿跑了十七天才省下来的全部家底的两倍。那是明远四年的学费、明翰五年的口粮、是田秀芹那对银镯子的十倍价钱。
陆建设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厂里的。天色已经蒙蒙亮了，东边的地平线泛起一线苍白的灰光，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旧纸。那天下着小雨，秋天的雨，冰凉刺骨，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雨丝又细又密，像筛子筛下来的水雾，不一会儿就把他浑身上下浸透了。他站在厂房门口，浑身湿透，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自己亲手建起来的青砖厂房，看着窗户里透出的温暖的灯光，看着那台昼夜不息的机器在窗纸上投出的剪影。工人们已经开始上工了，机器的轰鸣声从里面传出来，熟悉的、踏实的、让人心安的声音。但他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原地，一步也迈不进去。
田秀芹撑着伞深一脚浅一脚地从家里跑过来。她的鞋也没穿好，一只脚穿着布鞋，另一只脚光着踩在泥水里，裤脚全是泥，裙摆沾满了草屑和泥点。她看到他这副模样，什么都明白了。她没哭，没骂，只是走过去，把伞举过他的头顶，用那双粗糙的手，轻轻握住他冰凉的手腕。她的手指被冻得通红，但掌心还是暖的，那股暖意从他的手背一点点渗进去，像是一根快要熄灭的灯芯被重新捻亮。
“建设，回家。天塌不下来。”
陆建设的嘴唇抖了抖，喉咙里发出一声含混的呜咽，像是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在低吼。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着，但他没有哭出来。他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任由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从脸上淌下来，打湿了脚下的泥地。雨水顺着他的下巴滴落，砸在泥地里，溅起细小的泥点。田秀芹一只手撑着伞，另一只手始终握着他的手腕，手指勒得很紧，像是在拉一个快要坠崖的人。
那天下午，债主就上门了。棉花供应商派了两个人来，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堵在厂门口不走，说再不结账就拉机器抵债。工人们围了上来，议论纷纷，有人骂周明远是个畜生，有人叹气说人心隔肚皮。几个年轻的工人甚至撸起袖子说要跟那两个人干仗，“敢动陆记的机器，老子跟他拼了”。陆建设从屋里走出来，站在人群中间。他的脸色惨白，嘴唇紧抿，眼眶因为一夜未睡而通红，腰板微微弯着，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岁，但他还是站出来了，站在所有人前面，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厂门口。
“都回去干活。”他朝工人们摆了摆手，“这事我来处理，不用你们出头。”
他把那两个要账的人让到办公室里，给他们倒了两碗热茶。茶是田秀芹刚沏的，粗梗大叶，黄澄澄的汤色，冒着腾腾的热气。两个人端着碗暖手，脸上的戾气消了一些。陆建设在他们对面坐下来，把账本翻开，把欠款数额、账期、利息都算清楚摆在对方面前：“这批钱我会还。但你们也知道，钱被人卷走了，我现在拿不出全款。给我两个月时间，我把厂里的货发出去，回款一到，第一个还你们。如果两个月之后还不上，厂里的机器你们随便拉，我陆建设绝不说二话。”
那两个小伙子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端茶喝了一口，沉默了几秒才开口：“陆老板，我们也是给老板办事的。你这情况我们回去跟老板说，但你得给个准数，不能让我们空手回去。”陆建设点了点头，转身回到屋里，翻遍了所有能翻的地方。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