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失眠了，翻来覆去地折腾，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棉花地里，棉花长得比人还高，白茫茫一片，像是下了一场暴雪把整个世界都盖住了。他拼命往地里走，想看看棉花后面有什么，但怎么走也走不到头，怎么喊也喊不出声。然后他被一阵急促的敲窗声惊醒了——是建梅在外面喊他：“哥！哥！你快出来看！妈不见了！”
陆建设一骨碌从炕上翻下来，光着脚冲到院子里。天刚蒙蒙亮，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那棵老槐树在晨风里簌簌地摇着叶子。灶台上还温着一锅粥，粥碗下面压着一张纸——他娘平时记账用的草纸，粗糙发黄，边角被撕得参差不齐。纸上没有字——他娘不识字——只画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圆圈和一条弯弯曲曲的线。一个圆代表棉花，一个圆代表家，那条线连接着两个圆，线的方向是指向西边的。这是他娘跟弟妹们平时记账、记数字用的符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意思清清楚楚：棉花的事，我去。
陆建设捏着那张纸，手指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他娘五十六了，风湿腿疼得走路都一瘸一拐的，膝盖肿得比馒头还大。她不识字，不会打电话，不会写地址，连县城都没去过几趟，连长途汽车站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她一个人，背着一个大包袱，天没亮就出了门，往几百里外一个她从未去过的陌生地方去了。
“妈什么时候走的？”陆建设转头问建梅，声音发紧。
“我不知道……我起来煮粥的时候灶台上已经温着粥了，妈的炕上没人，被子叠得好好的。我以为她去茅房了，等了半天不见人回来，才看到这张纸……”
陆建设转身就往外冲。他冲到村口老槐树下，土路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他又冲上村后头的山坡，站在最高处往远处望——黄土塬起起伏伏，沟沟壑壑，视野所及之处只有枯黄的玉米秆和光秃秃的坡地，没有他娘的身影。她已经走远了。
他站在山坡上，浑身冰凉。第一阵寒意是从脚底板升上来的——他光着脚踩在冻硬的土疙瘩上，脚趾头已经冻得没了知觉。但真正让他冷的不是地温，是心里的恐惧。他娘拖着一条残腿，不识字不认路，身上最多带了几十块钱和几张干饼子，一个人往几百里外的陌生棉区去了。如果路上出了事——遇上骗子、遇上劫道的、腿疼走不动了、搭错了车、迷了路——他会恨自己一辈子。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把，攥得他喘不上气。
他娘走了十七天。
十七天里，陆建设每天天不亮就到村口去看。看土路上有没有人影，看远方的山梁上会不会突然出现一个佝偻的背影。白天他踩机器、对账、理货，把所有的活干得滴水不漏——他不能让工人看出他在慌。他是陆记的主心骨，他要是一慌，所有人的心就散了。但一到傍晚他就坐不住了，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蹲到天黑。同一个姿势，同一个位置，跟他爹当年蹲在窑洞门口一模一样。建梅给他送过几次饭，他端在手里没动，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最后他自己端回去倒进灶锅里热一热，三口两口扒完，然后又出去蹲着。
第七天的时候，建梅看不下去，走到老槐树下坐在他旁边，轻声说：“哥，你别急。妈是大人了，她心里有数。她能回来的。”
陆建设没说话。他知道建梅是在安慰他，但他没办法不急。他闭上眼就是他娘的模样——那个不识字的女人，一辈子围着灶台和纺车打转，手指粗糙得像老树皮，头发白了大半，走起路来膝盖弯着，一步一步挪得很慢。在深圳的时候，他见过无数种人，有精明的、有狡猾的、有凶悍的、有懦弱的，但他从没见过比他娘更坚韧的人。那种坚韧不是钢铁的坚韧——钢铁虽然硬，但折了就会断。他娘的坚韧是芦苇的坚韧，风来了弯下去，风过了又直起来，怎么吹都吹不断。
第十一天的时候，王德胜来催货，说下一批布料急用，供销社柜台上的陆记白坯布已经卖断了两周，再不补货就要换别家的了。陆建设把仓库里最后一批存货发了出去，账上空空如也。机器减了一台——不是坏了，是没有足够的棉纱喂它了。另外三台也只开白班不开夜班，纺纱的速度降到平时的一半。车间里的轰鸣声弱了下去，陆建设每次走过那台停转的机器旁边，都觉得那台机器在看着他，在无声地问他：棉花呢？
他把账本翻了一遍又一遍，把每一笔能收的款子都提前收了，把每一笔能省的开销都省了。工人工资照发——他宁可在别的地方省，也不愿意欠工人的钱。这些工人跟他一样，都是苦出身，家里有孩子等着吃饭、有老人等着抓药。他要是在这个时候拖欠工资，他跟那些曾经掐他脖子的人有什么区别？但光靠省是不够的。如果棉纱再进不来，不止机器要停，连那十二户家庭作坊也无纱可织，到时候影响的是好几十口人的生计。他的责任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重。
第十三天的时候，赵春山托小马带了信来。信上说他听到了风声，知道冀南那边受灾，也打听到了物资站涨价的事。他在信里说：“建设，如果实在扛不住，我的订单可以往后延一延。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