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但他的后脊梁骨却一阵阵发凉。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原料命脉被天灾一把掐住。
当天晚上，他守在电话机旁边，拨通了冀南刘长河家的电话。电话是手摇的，要通过公社总机转接，等了快半个时辰才接通。刘长河的声音从几百里外传来，带着滋滋啦啦的电流杂音，但语气还算镇定：“小陆，情况不太乐观。我那四百亩棉田，晚熟的品种全冻了，早熟的上一轮已经收了给了你，现在地里的能收上来的不到三成。老姜他们村更惨，他家种的全是晚熟品种，这一茬基本绝收。”
陆建设握着听筒的手心全是汗。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刘支书，已经摘下来的棉花，还能用吗？”
“品质降了。霜冻过的棉花纤维脆，纺不了细纱，只能做低档粗布。你要是做白坯布，这批棉花怕是用不上。”
陆建设挂了电话，在村支书家的院子里坐了很久。月光很亮，把地面上的青砖照得发白。他掏出烟袋卷了一根烟，吸了两口又掐灭了——心里太乱，连烟都压不住那股翻涌的焦躁。他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几条路：第一条，继续从冀南拿货——但刘长河说了，霜冻棉品质不达标，做不了白坯布。第二条，回头去找物资站的马采购——但棉区受灾的消息一传开，物资站那边的价格肯定已经涨了。第三条，找别的产棉区——但远水救不了近火，等他跑完新的产棉区回来，库存早见底了。
果然，不到半个月，县城物资站的棉纱报价涨了三成，而且还在往上蹿。陆建设亲自跑了一趟物资站，想看看能不能凭着老客户的关系拿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他带了烟，带了笑，甚至带了赵老栓送他的一瓶高粱酒，想着找马采购喝顿酒、套套近乎、把价格稳住。但马采购连酒都没让他打开。马采购坐在办公桌后面，翘着二郎腿，手指敲着桌面，那个搪瓷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草味。
“建设啊，不是我不帮你，”马采购的语气比平时客气了几分，但陆建设听得出来，那客气底下是更深的冷漠——一个卖家对买家施舍式的客气，背后藏着的潜台词是“你爱买不买，反正有人买”，“现在到处都涨价，我给你的价已经是老客户优惠价了。你要是不信，去别家问问，看看有没有比我更便宜的。”
陆建设问了别家。他跑了三个镇的物资站，甚至托赵春山在邻县帮忙打听价格。反馈回来的信息都一样：棉区受灾，原料紧缺，价格普涨三到五成。周边几个小作坊已经开始停工减产——有的一周只开两天机，有的干脆把机器卖了转行做别的，有的欠了一屁股债人跑了连工钱都没结。树倒猢狲散，说的就是这种时候。
陆建设的仓库里只囤了不到两个月的量。他本来计划等冀南这批棉花用完之后再追加采购的，现在计划全被打乱了。合同上的订单排到了明年春天，如果按市场价进棉纱，每一匹布都是亏的——进价涨了三成，售价却不能涨，因为跟供销社和赵春山的合同都签了价，违约要赔违约金，赔完了客户也丢光了。他蹲在仓库里对着那堆棉花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拿铅笔在纸上画了无数条线、算了无数笔账，每一条线都通向同一个结论：如果两个月之内找不到新的低价棉源，陆记的现金流就会断裂。
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五年前他爹被没收纺车之后，他蹲在院门口老槐树下蹲了一整夜，肩膀上落了一层霜，心里就是这种感觉——闷，沉，像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肺管子上面，喘气费劲。只不过那时候他十九岁，还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去南方学本事”这条路上。现在他二十四了，有机器有工人有客户有合同，肩膀上扛的不只是自己的命，还有他娘的、建梅的、十几个合作户的、三十多户棉农的。他不敢说走就走，也不敢说停就停。
他翻出师父的笔记本，翻到关于成本控制和风险防范的那几页，反复读了好几遍。郑师傅在笔记里写过一段话，用红笔圈了三道杠：“小厂抗风险能力弱，切记分散供应风险。单一产区的依赖度不得超过六成，超过六成即为致命风险。若遇原料危机，可考虑三策：一，寻找替代产区；二，降低品质标准保短期生存；三，暂停接单保现金流。三策择一而行，切忌犹豫不决，犹豫为小厂败亡之首因。”
陆建设把这三条对策写在纸上，一条一条地分析。第一条，寻找替代产区——他打听过了，南边的棉区离得太远，运输成本太高，不划算；更西边倒是有一个新开发的棉区，离柳沟村大概三百公里，但那个地方他没去过，不认识人，临时去谈不一定能谈成。第三条，暂停接单保现金流——这意味着他要违约，要赔钱，要失去客户。他刚花了那么大力气把赵春山这个渠道做起来，刚签了五年的供销合同，就此放弃太可惜了。
那就只剩下第二条——降低品质标准。但这一条也不行。陆记的布之所以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靠的就是质量比别人好。他爹刻“陆记”两个字的时候，刻进去的不是木屑，是陆家人的脸。把质量降下来，把陆记的招牌砸了，他爹在地底下都不会原谅他。
三条对策，没有一条能走的。那天夜里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