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一点半点，而是达到了我们的整整1.9倍！
将近两倍！”
达塔那毫无波澜的语调，此刻比最恶毒的诅咒还要扎心，
“我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位，别忘了就在四年前，我们靠着老卢比贸易和内部赤字扩张，GDP还能跟他们打得有来有回，甚至一度在美元计价上还比他们高出微弱的17亿美元。
那时候我们在德里办发展中国家论坛，诸位坐在沙发上高谈阔论，讨论着印度如何凭借英语优势和英国留下的铁路，充当第三世界当之无愧的龙头。”
“四年。”
达塔伸出四根干瘪的手指，
“仅仅四年，两倍差距，车尾灯已经碎了，连扬起的灰都快看不见了。”
“外汇储备....”
达塔翻过一页，嘴唇剧烈地抿了一下，
“中国截至1994年12月31日，扣除全部短期外债后的净官方外汇储备，达到了极其恐怖的786亿美元！
我们呢？
我们靠着把黄金押给英国人，靠着向IMF出卖部分主权借来的高息贷款，东拼西凑，好不容易爬到了212亿美元。
他们是我们的3.71倍！
91年我们外汇几乎归零，全国上下为两周买油钱发疯的时候，他们是217亿；四年过去，我们还在ICU病房门口挂着吊瓶，人家已经把金库翻了整整3.6倍！”
“粮食总产量，中国1994年实际产出4.51亿吨；我们是1.85亿吨。他们是我们的2.44倍。”
发电量，中国10520亿千瓦时，正式迈入万亿度俱乐部；我们是3504亿千瓦时。
不多不少，他们正好是我们的3倍整！
原油产量，中国1.65亿吨；我们是3220万吨。他们是我们的5.12倍！”
达塔合上了前言页，两只枯柴般的手掌交叠在一起，面无表情地看着满屋子如丧考妣的内阁巨头，
“以上所有数据，全部通过了跨国供应链的实物流动逆向反推，把一切官方水分挤得连一滴水分子都不剩。
诸位，关上门说句实话，这些数据跟每天早晨摆在德里街头，卖给两亿文盲和狂热分子看的《印度斯坦时报》或者《教徒报》，完全属于两个互不相交的平行宇宙。
报纸是用来保住国大党选票的麻醉剂，而我手里的这个……”
他干瘪的指节重重在封面上敲了三下，发出一阵沉闷的笃笃声，
“是死神的催命符！”
……
会议室里开始滑稽了起来。
那是种只有在得知自己身患骨癌晚期且保险公司刚刚宣布破产时才会出现的窒息感。
吊扇依旧在不知死活地吱呀乱叫，国防部长的手背上青筋暴起；内政部长则死死盯着自己面前那杯漂着一层厚厚白沫的马萨拉奶茶，连呼吸都刻意压得极浅。
拉奥自始至终没有抬一下头。
这位七十多岁的老政客，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哼，那颗硕大而斑白的头颅微微朝长桌右侧偏了偏。
那是示意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普拉纳布·达尔接棒。
在印度的官僚迷宫里，计划委员会并非一个简单的发改机构。
它脱胎于尼哥当年对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宗教般的迷恋。
几十年来，那栋位于议会大街的庞大苏式大楼里，塞满了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和伦敦政经学院镀金归来的高贵婆罗门。
他们擅长用最优雅的牛津腔和最玄奥的偏微分方程，去规划未来六十个月里全印度该生产多少根纺织梭子，分配多少张自行车车牌。
农业与基础重工业，从来都是这群技术官僚自认可以傲视亚洲的命根子。
普拉纳布·达尔今年六十有四，身上穿着一件质料考究但肘部磨损严重的深灰色尼赫鲁夹克。
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死死攥着一根两头削得极尖的细长铅笔。
那根铅笔在抖，抖得极有规律，活像一只被猎犬逼入死角的野鸡在啄碎石子。
“先生们……”
达尔开了口，
“计划委员会管的是国家骨架。
从1951年我们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无论议会里的反对党怎么朝我们扔鞋子，我们在骨子里都坚信一点——只要我们守住了六十年代‘绿色革命’的成果，只要印度次大陆这片被梵天祝福的黑土还在产粮，我们在生存底线上，就天然比北边那个动荡不安，动辄陷入极左狂热的邻居拥有更高的文明韧性。”
达尔深吸了一口气，
“但今天摆在诸位面前的第二分卷，把我们过去四十年的所有骄傲，当成厕纸一样扔进了下水道。
我们从同一起跑线，演变成了种全方位令人绝望不可逆的代差！
先说农业！这是所有政治和所有帝国的命门！”
达尔猛地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