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着独轮车、背着仅有的铺盖卷、抱着孩子，搬到各村分给他们的田边搭起新的茅屋。他们搬走之后，流民营里那些空了的草棚被官府统一拆除，木板和茅草回收用作修缮学堂和驿站的建材。
阀门恨之入骨。但他们现在只能恨，什么都不敢做。
王崇的绸缎庄依旧门可罗雀，他每天坐在空荡荡的铺子里隔着门板缝往外看，看到那些从前被他垄断货源的布商们在十字街口摆摊卖布、和顾客讨价还价的热闹场面，脸上的表情像是吃了一只苍蝇。
他在书房里给太原王导写了好几封密信，每封信都用暗语汇报邺城的均田令进展，信末总是附上一句“望主公早日举事”。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密信在送出邺城之前便被崔钰截了下来——崔钰依旧是那副不声不响的样子，每天坐在书房角落里翻旧书，偶尔出去一趟，回来时便多了一叠被截获的密信放在陆悬鱼的案头。陆悬鱼也不急着拆穿，只是把这些密信锁在抽屉里，让白清把每封信的内容抄录存档，作为将来清算王导通敌的铁证。
均田令的顺利推行给慕容冲带来了第二个契机——减税。
均田令虽然让流民有了地，但三年免赋期满之后的赋税负担，仍然是一个悬在所有人头顶的问题。如果赋税太重，流民拿到地也种不起；如果赋税太轻，朝廷财政又会吃紧。
慕容冲在御书房里和周浚、陆悬鱼反复算了好几笔账，最终拿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些意外的方案：将田赋在现行基础上再减一成，同时将盐铁两项国家命脉产业的利润直接划入财政补贴渠道，用来填补减赋造成的财政缺口。
这套方案的核心逻辑是陆悬鱼提的：阀门垄断盐铁数百年，利润都被阀门的私账吞了；如今盐铁渠道已被官府收回，由户曹直接管理，利润归入国库。
这部分利润足够弥补田赋减免的亏空，甚至还有盈余。关键在于盐铁渠道的利润能不能真正做到公开透明，不再被中间环节层层截留。
慕容冲采纳了这个方案。他下诏成立盐铁转运使司，直接对户曹负责，由周浚兼领转运使。盐铁的生产、运输、销售三个环节全部统一核算，账目每月公开一次，接受商会联合会监督。这是新商法推行以来，朝廷第一次将命脉产业的账目向民间公开。
商会联合会的几个老账房被请到刺史衙门，翻看了盐铁转运使司的第一个月账册，从头到尾核对了整整两天，最后在核账意见栏里写了“账实相符”四个字，签上自己的名字，用商会的章盖了印。这份核账意见被抄成告示贴在邺城四门，任何百姓都可以去看。
百姓负担大减。田赋减了一成，加上新商法推行的度量衡统一和典当息率限制，一个普通自耕农家庭每年的支出比新政前减少了将近两成。这“两成”在账本上只是一个数字，但在百姓的生活里，是饭桌上多了一碗粥，是孩子身上多了一件冬衣，是灶台上多了一块盐，是过年时多割了两斤肉。
南市的集市上，菜贩子的叫卖声比以前更响了。刘布商的铺子从布市一个角落搬到了十字街口最显眼的位置，铺面从半间扩到了两间，雇了三个伙计，还新添了一台织布机。
陆悬鱼有一次路过他的铺子，看到他和伙计正在往马车上装货，便问他生意如何。他放下手中的活计拱手行礼，满脸红光地说——上个月刚把第一批邺城土布卖到了洛阳，洛阳那边的商贩说这批布的质量不比王氏绸缎庄的差，价格却便宜了两成，已经派人来催第二批了。
均田令和减税令的同时推进，为石虎的扩军计划提供了人力基础。田赋减免之后，流民们有了田地和生活保障，从军的积极性自然提高了——以前流民营里不少人想投军，但因为吃不饱饭、体力不支，根本过不了镇北营的征兵门槛；现在他们有地种、有饭吃、有地方住，身体养好了，投军的意愿反而比以前更强。
石虎在城东大营设了征兵处，贴出告示招募流民入伍。告示上的条件写得很直白——应募者经体能考核合格后编入镇北营新兵营，月饷按新商法标准以铜钱发放，家属享受军属减免赋税待遇，服役满三年可退伍返乡，退伍时从军期间所领田地的所有权，永久归退伍兵本人所有。
这是陆悬鱼和石虎商量之后的方案——既解决了流民中青年壮劳力的出路，又让镇北营的兵源从原来的一万二千人稳步扩充到了两万人。石虎每天亲自在练兵场上操练这些新兵，从最基础的队列和体能练起，然后是刀法、枪法、弓弩、骑术。
练兵场上尘土飞扬，新兵们扛着木刀木枪在烈日下反复练习冲锋阵型，汗水把粗布军服浸得能拧出水来。到了十月间，新兵营已经完成了基础训练，被编入镇北营正式编制。
陆悬鱼建议兴修水利，以工代赈。这个建议是他在冀州各县巡查均田令执行情况时形成的——他在巡查中发现，冀州南部好几个县的农田灌溉条件极差，水渠年久失修，淤塞严重，有的渠道已经断流了很多年，周围的农田只能靠天吃饭。这些地方的农民虽然分到了田，但田地的实际产出因为缺水而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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