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从昨晚试到今天下午，试了六锅肉，每锅试七块。第七锅我试了九块，因为第八块和第九块味道不一样，我得确——确保一致性。最后这一锅——你尝尝。”
赵小刀拿筷子夹了一块放进嘴里。肉炖得极烂，筷子一夹就断，皮已经炖成了半透明的虎皮色，肥肉入口即化，瘦肉不柴不干。酱油的咸、冰糖的甜、八角桂皮的香，在舌尖上层层叠叠地化开。最关键的是——多放了一勺糖。
“不咸了。”她说。
老郑咧开嘴笑了。但笑着笑着，他的眼眶忽然红了。他低头看着锅里最后几块红烧肉，用勺子轻轻翻了翻，挑出其中一块最大最肥的，放在供桌的方向。
“陈大勇，”他说，声音忽然不抖了，“你最爱的红烧肉。多放了一勺糖。你尝尝。”
他把勺子放回锅里，用围裙擦了擦眼睛，转身走回伙房。走到一半又回头喊了一句：“明天早上吃红烧肉面！肉汤别倒！留着下面！”
篝火烧到了最旺的时候。
火星升上半空，和海上的星光混在一起。龙颔上的光门悬在夜空里，散发着青白色的光芒，像一个永恒的月亮。那光芒洒在东海港三万人的头顶上，洒在满校场的红绸和万国旗上，洒在供桌上那两块永远不会坏的压缩饼干上，洒在赵小刀那双磨破了脚后跟的新靴子上。
赵小刀和周千夫长并肩站在校场中央，两个人的影子被篝火拉得很长很长，叠在一起，在泥地上融成了一个完整的形状——一个走路有点跛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的形状。
老吴头拄着船桨站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的暗影里，独眼在篝火的映照下亮了一下。他没有走过去，只是把船桨往地上一顿，低声说了一句只有自己听得见的话。
“铁柱，你姐嫁了。你安心。”
海浪在港口拍打着礁石，声音低沉而规律，像是有人在远处敲一面巨大的鼓。海风从东边吹过来，带着咸腥味和水汽，把篝火吹得往西边斜了一下又弹回来。三万人开始陆陆续续散场，有人回营房，有人换岗，有人坐在篝火边不肯走，说自己还能再喝三碗。
赵小刀站在校场上，左手举着旧打火机，右手举着新打火机，两簇火苗并排烧着。她抬头看了一眼高台上的沈青禾。沈青禾还站在那里，穿着靛青色的衬布袍子，衣角被海风吹得翻飞。她身后的天空上挂着龙颔的光门，青白色的光芒给她的侧脸镀上了一层冷光。
两个人隔着一整个校场对视。沈青禾没有说话，只是抬起右手，用指尖在自己胸前轻轻敲了两下——那是东海禁军的战场手语，意思是“归队”。
赵小刀把两把打火机同时举过头顶，冲她点了一下头。意思是“收到”。
然后她转过身，拉着周千夫长的手，朝营房走去。走路还是有点跛，新靴子在泥地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记。但这一次她没有一个人走。周千夫长走在她左边，走得很慢，配合着她每一步的节奏。他左臂的袖子还是卷到手肘，疤痕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银白色。两个人一个跛左脚，一个抖左手，走在一起的时候，步调出奇地一致——像是两把被打了缺口的刀，恰好能叠在一起。
赵小刀走出几步，忽然停下，转头朝我的方向喊了一声。
“军师！”
“嗯？”
“明天早饭——红烧肉面！你来做！别忘了多放一勺糖！”
我站在伙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走远，走进营房的门洞，消失在篝火照不到的暗影里。身后的灶台上，十二口锅已经刷干净了，整整齐齐地码在灶眼上，每口锅的锅底都还残留着红烧肉的香气。老郑趴在灶台旁边的长凳上睡着了，围裙还系在身上，打着鼾，嘴里含含糊糊地念叨着“第七块偏肥第八块偏瘦第九块刚刚好”。
我把灶台上的酱油瓶和糖罐归置好，关了伙房的门，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
东海港的夜晚很安静，海浪声从港口方向传来，一下一下的，像这座港口的呼吸。校场上的篝火还在烧，但已经没人添柴了，火焰从最高处慢慢矮下来，变成了暗红色的炭火，在夜风中明明灭灭。
我想起赵小刀十七岁那年的样子。那时候她刚从倭寇手里捡回一条命，脚底的伤口还在化脓，躺在医务室的床上发高烧，说胡话。胡话的内容翻来覆去就两句——“刀呢”和“我弟呢”。我坐在她床边，用酒精给她擦额头，她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抓住了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指甲掐进我手背的肉里。她说军师，我弟是不是死了。我说是。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说你活着，你弟就没白死。她不说话了，手慢慢松开，翻了个身，面对着墙壁。
第二天早上她退烧了，醒来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
“军师，我要学***。不是为了报仇。是为了以后再也没有人需要报仇。”
我教会了她***的原理，教会了她在战场上怎么在五秒之内算出一块压缩饼干够支撑一个兵跑多远，教会了她怎么通过海浪的声音判断礁石的位置。但我教不会她怎么让自己幸福。那是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