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是向右——指向了一个圆圈，圆圈里写着“橋”。
“你说桥是金矿？”陆川问。
“比金矿更值钱。”钟亦鸣用手指了指那张地价走势图，“陆哥，你看这条线。过去五年，歌舞伎町周边的商业地价涨了将近三倍。三倍。这不是市场规律——这是国家政策在推着走。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出口不行了，政府就拼命刺激内需。低利率、宽松信贷、大规模基建——所有的水都在往地产和股市里灌。”
他的手指移到红圈上。“这是今天的《日本经济新闻》，第三版右下角，一条豆腐块新闻。都营新宿线要延伸——新宿中央站。位置在三丁目和四丁目交界处。我量了地图——新车站的位置，离桥不到两百米。两百米是什么概念？就是地铁站出口的人一抬头就能看见桥的那栋楼。”
他抬眼看向陆川：“关爷在八五年拒绝了一个八亿日元的报价。如果新车站真的开在两百米之内，桥的价值——按当前市场容积率和溢价系数算——不是一个八个亿，是四十个亿。就算保守算，三十个亿跑不掉。三十个亿，陆哥。我们十四个人在工地上扛水泥，一天赚一万八，一个月四十五万。十四个人一个月赚六百三十万。一年七千五百万。三十年不吃不喝，能攒二十多个亿。桥值三十到四十个亿。而且它就在我们脚下，是关爷手里攥着的地契。”
他停了一下，把手里的红笔放下。“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去抢地。我是为了告诉你——我们所有的兄弟，包括你、我、阿龙阿虎、阿绣、海生——我们都在日本最值钱的地皮上干活。但我们是搬砖的。搬砖的不拥有砖。我们睡在六叠公寓里，房东是日本人。我们吃的饭团是便利店的，便利店的老板是日本人。我们在赌场里站岗，赌场的地契是关爷的——但关爷的地契写的是日语，盖章的是日本政府。如果有一天日本政府说这块地不归关爷了，关爷手里的地契就是一张废纸。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泡沫什么时候破？如果破了，桥值多少钱？”
陆川看着那条曲线，又看着那个红圈。他想起关爷在规矩会上说过的话——“中国人在这里，永远是人家的工具。日本人用你的时候你是刀，不用你的时候就是垃圾。”他还想起老陈在望道居里给他倒茶时说的那句——“钱来得太容易的时候，人就会忘记自己是谁。这是最危险的时候。”
他站了起来，把帆布包挂在肩上。“跟我去见关爷。这张图，带着。”
关爷在茶室里接见了他们。
那天晚上下着雨。春雨绵绵密密地打在枯山水庭院的砂纹上，把竹耙梳出的波浪线打成了模糊的一片。纸障子透出暖黄的灯光，照在壁龛里那幅“静水流深”的字画上。关爷穿着那件深棕色的对襟棉袍，坐在矮桌前，面前放着一壶刚泡好的铁观音。
钟亦鸣把那张地价走势图铺在矮桌上。图被雨伞上滴下来的水洇湿了一角，但那条向上的曲线和红色的圆圈依然触目惊心。他把《日本经济新闻》的豆腐块新闻、歌舞伎町的地图、以及那几页从《不动产投资入门》里撕下来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商业用地价格的影响”一并摊开。然后他开始说——说了地铁延伸计划的具体内容和时间表，说了二百米的直线距离和步行不到三分钟的用时，说了日均乘客流量的预估和歌舞伎町地区的容积率，说了八五年的八个亿和八七年按当前市场溢价系数算出来的数字。三十到四十个亿。
最后，他说：“这条新闻，今天刚出的。现在看过这条新闻的人还不多。等《日本经济新闻》的晚报出来，等《周刊现代》下周一跟进，等不动产公司的人把新宿三丁目到四丁目之间每一块地都标上红点——到那时候，桥就不只是桥了。桥是一块肥肉，所有人都想咬一口。关爷，您得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先做决定。”
关爷听完，没有马上说话。他端起茶杯，在手里转了转，喝了一口。然后他放下杯子，看着钟亦鸣。
“你叫钟亦鸣？”
“是。”
“上海人？”
“是。”
“你父亲叫什么？”
钟亦鸣愣了一下。“钟……淦生。”他说了这个名字。
关爷的手指在茶杯边缘停了一下。然后他把杯子放下，语气不变，像在陈述一个早已归档的旧文件：“他是八十年代初第一批被抓的经济犯，枪毙的。上海滩最大的投机案——他操纵了三条船的废钢进口批文，涉案金额在那个年代够判十次死刑。最后只判了一次。那年你多大？”
“十九。”钟亦鸣的声音很低，但很稳。
“你恨谁？”
钟亦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把眼镜摘下来，用白衬衫的袖口擦了擦，重新戴上。然后说：“我不是来跟关爷说我父亲的事。我是来跟关爷说桥的事。我父亲的事跟我没关系——但他教过我一个道理。他说：‘在别人疯狂的时候要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要疯狂。’现在的日本，所有人都在疯狂。关爷，您该开始恐惧了。”
茶室里沉默了好一会儿。雨声从庭院里传进来，打在枯山水的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