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闪了一下，“いっぱい食べるね！”吃很多呢！她转身走到灶台前，从架子上取下一团生面，抖散了丢进沸水里。动作很利索，一点不拖泥带水。等面煮开的间隙她回头看了阿龙一眼，问了一个什么。阿龙没听懂。她又说了一遍，放慢了语速，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圆形，又指了指汤锅。阿龙摇头。她换了词，这次更慢，说到某个词的时候用手在脸颊旁边画了一个圈，然后竖起大拇指。味增拉面。她在问他——要不要试试味增拉面？她老家青森那边的做法，加一块黄油，放很多玉米。
阿龙点头。
她高兴地转过身去，从冰箱里拿出一块黄油切了厚厚一片放进碗底，又舀了一大勺金黄色的玉米粒。她做这些的时候嘴里哼着一段旋律，声音很轻，在汤锅的咕嘟声里隐约可闻。不是流行歌，是某个很老的旋律，节奏缓慢，像摇篮曲。阿龙不知道那是什么歌，但他觉得好听。
面煮好了。她把手里的笊篱在锅沿上敲了两下，手腕一翻，面条划过一道利落的弧线落入碗中。汤勺倾侧，奶白色的豚骨汤浇在面上，黄油在热汤里慢慢融化，浮起一层油亮的光泽。最后她在面上放了两片叉烧——不是切好的那种薄片，是刚从卤锅里捞出来的整块叉烧，用刀现切，切得很厚。她把碗端到阿龙面前，碗底磕在吧台上发出清脆的一声。
“はい、どうぞ！”
阿龙拿起筷子。面很烫，他吹了两口，夹起一筷子送进嘴里。豚骨的浓香和味增的咸鲜一起涌上来，面条劲道弹牙，玉米的甜味在舌根缓缓化开。他不是美食家，说不出什么门道，但他知道好吃。他把面条吸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
“うまい。”他含含糊糊地说。好吃。
女孩站在吧台后面，两手撑着台面，看着他把一大口面吞下去，眼睛弯成两道月牙。那个笑容不是服务业的职业微笑，是她真的高兴。在东京的拉面店里，大多数客人吃面的时候面无表情，吃完付钱走人，连一句“ごちそうさま”都懒得说。但这个中国人不一样——他说“うまい”的时候，眉头会皱在一起，像在认真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碗面为什么这么好吃？
“あなた、日本語、少しできるね。”她说。你日语，会一点点呢。
阿龙用筷子指指自己的耳朵，又指指嘴，摇头。意思是：能听懂一些，不会说。
她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她指了指自己，说：“さゆり。”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百合。再指了指阿龙，歪着头。你的名字？
阿龙放下筷子，用手指在吧台上写了一个“龍”字，然后拍了拍胸口。“龙。阿龙。龍。”
“りゅう……”她试着发音，舌尖抵着上颚弹了一下，不太准，又试了一遍，“りゅう？”
“龙。”
“りゅう。龍くん！”她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说法，笑得虎牙又露了出来。龙君。
阿龙点了点头。在日语里，“くん”这个称呼不太正式，通常用于同事或朋友之间，带着一点亲近的意思。她不叫他“お客さん”（客人），叫他“龍くん”。这个称呼在吧台上轻轻落下，像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不太响，但很脆。
“さゆり。”他也试着叫她的名字，音调不太准，念出来像“小百合”。其实日语里的“さゆり”汉字就写作“小百合”，发音是“sa-yu-ri”，但阿龙的舌头习惯了中文的声调，“小”字咬得特别重，听起来倒像是他在叫她的名字。百合。一个在中文里也有的名字。
“そう！”她高兴地点头，然后转身去收拾灶台。走了两步又回头，指着阿龙碗里的叉烧说，“それ、サービスね。”那个，是赠送的。
阿龙愣了一下。他低头看碗里——两片叉烧。他记得上次来吃的时候只有一片，这次多了一片。不是切薄了，是实实在在的多了一片。他把叉烧夹起来咬了一口，卤得很透，肥瘦相间，入口即化。
角落里那个上班族站起来，把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放在吧台上，低着头走了出去。门铃又响了一声。店里只剩下阿龙一个客人。
小百合把上班族留下的碗收进后厨的水槽里泡着，然后回到吧台前面，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保鲜膜包好的饭团放在阿龙面前。饭团是三角形的，用海苔包着，里面透出一点暗红色——酸梅干。和在工地上的午饭一样。
“これ、昨日作ったの。食べて。”昨天做的。吃吧。
“ありがとう。”阿龙说。谢谢。这是钟亦鸣教他的第二句日语，他已经能说得很熟了。他没有马上吃，而是把饭团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饭团捏得很紧实，海苔包得整整齐齐，每一个角都对齐了。不是便利店那种机器压出来的，是人手捏出来的。手指印还隐约留在饭团两侧。
“小百合，”他指着饭团，“你做的？”
“うん！”
“うまい。”他还没吃，但他知道好吃。
她笑起来，然后用围裙擦了擦手，从吧台下面拿出一个竹编的小筐子，里面装着针线。她坐在吧台后面，把围裙脱下来摊在膝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