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但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只能是贼。贼的活法不是扎根，是拿走该拿的，然后活着离开。”
窗外，歌舞伎町的霓虹又亮了一排。阿虎凑过来，看了一眼陆川手腕上那根红绳，问：“陆哥，那个枣能吃不？”陆川低头看了看那颗干枣，枣皮皱得像老陈的矿坑旧疤，但红绳越磨越亮。“不能。这是种子。”
晚上，陆川去找关爷，把关于桥的想法说了。关爷坐在茶室里，端着茶杯听完了陆川的每一句话——关于丰田不动产，关于地铁新出口，关于“攥着不如放手”。他没有表态，只是把茶杯转了三圈，然后抬头看着壁龛里那幅“静水流深”的字画。那是赤松敏宏送的字，但字是中国人写的。关爷说这是三年前赤松请人在京都裱的，送来的时候说了一句“关爷用得着”。直到现在他才觉得自己终于开始理解赤松那句话的弦外之音。
“桥不是根。桥是船。”关爷重复了一遍陆川的话，放下茶杯，“你这话是从老陈那儿听来的？”
“不是。是我自己想的。老陈说树和贼的活法不一样——但他说的是扎根，我说的是渡人。船是渡人的，把人渡过岸，船可以不要。前辈们的骨灰洒在东京湾里，那不是根，那是船沉了。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是——在船沉之前，把人渡过去。您守了四十年的桥，不是让兄弟们走过去的，是让他们能回头看的时候，知道桥还在。但桥迟早要塌——泡沫迟早要破，日本人自己都在卖地。我们得在桥塌之前，把该拿的拿了，该走的走了。”
关爷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雨停了，茶室里只剩下电灯低沉的嗡嗡声和茶杯里茶汤晃动的细响。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面——一个老旧的铁皮柜子，油漆已经磨得露出底色——从最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袋子上盖着红色的“绝密”印章。他盯着那枚红印看了几秒，然后把文件袋推给陆川，说：“桥的地契在你手里了。你说得对——我这代人是攥着东西死掉的。你们这代人，该学会放了。但记住：放不是丢。放是让东西去它该去的地方。”陆川接过文件袋，没有打开看。他把文件袋放进了帆布包最里面，放在那颗干枣和军用匕首之间。
回到公寓已经深夜。阿虎还在用扑克牌跟海生赌明天早上的洗碗权——海生已经连赢三局，阿虎非说海生作弊，理由是“你记牌比我记单词还快”。海生把牌码得整整齐齐放在榻榻米上，说：“不是作弊。是你每次出牌前都挠眉毛——挠左眉毛是大牌，挠右眉毛是小牌。”阿虎愣了一下，然后把手里的牌往榻榻米上一拍：“以后跟你打牌我戴头盔！”
阿绣还在缝东西，不是工装，是那块一直舍不得用的碎布料。他把它裁成了几块小方巾，每一块都锁了边。陆川问他给谁做的，他说：“给那几个兄弟——关爷说的，互助会的七个。清明的时候烧给海。不能回家，至少有人给他们烧东西。”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认真。他低着头，针尖在碎布料上轻轻地挑着，锁边的针脚比机器缝的还密。
钟亦鸣还没睡。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新的图表。不是股市走势图，是一张资产配置表。左边写着“桥（地皮）”，右边写着一排数字——按当前市价估算，桥值多少钱；按地铁开通后的预期涨幅，桥会值多少钱；按泡沫破裂后的保值折算，桥还剩多少钱。他在最下面写了一行字：“建议：地铁开通后三个月内，高点卖出。所得资金分三部分——40%折现，30%买黄金，30%转入香港账户。”他把这张纸撕下来，夹进陆川的帆布包外侧口袋里，没有多说。
海生最后一个睡下。他蜷在角落里，膝盖上摊着笔记本，铅笔还夹在指缝里。他今天在新宿站数了三千五百人，发现丰田不动产的社徽，还阻止了一个小偷。他累了，但他的耳朵还在工作——窗外空调外机的嗡嗡声、远处摩天轮灯带熄灭的咔嚓声、隔壁阿虎打鼾的节奏。他把这些声音都收进脑子里，分类存档。
陆川靠在窗边，透过那条窄窄的缝隙看着外面。霓虹灯一块一块地熄灭——先是街角那块粉色的“無料案内所”，然后是二楼那块金色的“CLUB”，最后是远处那座摩天轮。手腕上的红绳在黑暗中微微反光。帆布包里的地契压着军用匕首，匕首压着那颗干枣。枣还没种。树还没长。但他知道，总有一天，这颗枣要埋进土里——不是日本的土。是中国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