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堆着的筹码被分类收进金库，骰子和花牌归拢到吧台后面的储物柜里。花姐在数现金，手指翻得飞快，每一张钞票都对齐同一个方向，正反面一致。这是她的习惯——数钱的时候不说话，不看人，只盯着钞票上的数字。
“今晚流水三百四十万。毛利——大约八十万。扣掉安保工资、酒水成本、场地费，净利润大概三十万左右。周三那个日本人输了不少——一个人贡献了今晚毛利的三成。”她头也不抬地对陆川说。
陆川走到金库门口。小许还站在那里，脊背还是那么直，但眼底有疲惫的血丝。他在这个位置站了八个小时。
“辛苦了。”陆川说。
小许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陆川，那个眼神和几个钟头前一模一样——审视。一个老兵在新排长面前站了八个小时，等的是排长能不能证明自己不只是会说。
“许哥。明天开始，你需要做什么？”
“守住金库。”
“错了。”
小许的表情微微一变。花姐也抬头看向这边。
“明天开始，你守的不只是金库。”陆川说，“你守的是这个场子里所有人的退路。金库里的是钱，金库外面的是人。人乱了，钱再多也守不住。那三个人——”他指向站在门口的老周和正在收拾吧台的老孙，“他们跟了你多久？”
“老周六年。老孙八年。”
“这八年，有没有人在赌场里闹事你们没按住？”
“……有。去年秋天，有个欠债的被陈金龙的人堵在门口，打断了三根肋骨。”
“那次你在哪？”
“我在金库门口。”
陆川往前走了一步。小许的下巴绷紧了。
“下次。如果再有人在你面前动手——金库可以锁，人不能不管。我说的。”
小许没有说话。他盯着陆川看了很久，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花姐在旁边看到了这一幕，把手里的钞票放下，端起吧台上的半杯啤酒喝了一口。啤酒已经不凉了，但她喝得很慢，像在重新品尝今晚的某种滋味。
陆川走到后门走廊。阿龙和阿虎坐在台阶上，夜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阿虎已经把刚才那个上班族的事忘了——至少表面上是忘了。他正在跟阿龙说老家码头上一次台风掀翻了多少条船，说到兴奋处还用手比划浪头的高度。阿龙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一句“那条船后来修好了”。他们的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混着远处最后一班电车的行进声，被东京夜晚的最后一丝嘈杂吞没。
海生坐在走廊的另一头，膝盖上摊着他的笔记本。他不是在记数字，是在画——画赌场的平面图。每一个摄像头的位置、每一个安保的站位、金库门锁的型号、后门通道的拐角角度、监控盲区的面积大小。他画的不是什么间谍地图，而是一个少年对这个灰色世界的第一次系统化理解。每一笔都认真到近乎虔诚，线条稚拙但比例精准。
陆川在他身边坐下：“累不累？”
“不累。陆哥，我发现一件事——消防通道的锁虽然锈了，但锁芯是新的。像是被人换过。”
“什么时候换的？”
“不知道。但旧锁锈成那样，锁芯不可能这么新。”
陆川把这条信息存进脑子里。
回到公寓已经是凌晨三点半。六叠榻榻米上，剩下的几个兄弟还没睡——钟亦鸣在角落里研究股市走势图，报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在他手指下排列成某种只有他看得懂的图案。他看到陆川回来，摘下那副度数不对的眼镜，用衬衫下摆擦了擦，示意陆川过来看。
“日经指数今天又涨了百分之一点八。”钟亦鸣在报纸空白处画了一条曲线——开始平缓，然后忽然往上走，越走越陡，最后几乎变成了垂直的悬崖，“去年年底到现在，两个月涨了将近百分之十五。按这个速度，年底能破三万点。”
陆川在榻榻米上躺下，把帆布包垫在头下面。天花板上那道细长的裂缝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像一条干涸的河床。他的手腕上那根红绳已经磨得有些褪色，但死结还是死结——越拉越紧。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泡沫在加速膨胀。昨天报纸上登了，东京都核心区商业用地平均涨幅同比超过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陆哥。一块地皮，今年值一亿，明年就值一亿四——什么都不用干，只靠涨价。”钟亦鸣的铅笔在数字上敲了敲，声音里有一种罕见的亢奋，“所有人都觉得会一直涨下去。包括那些做地产的、做股票的、开赌场的。”
“但你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那就一定有哪里不对。一个牌桌上，如果所有人都押同一个方向，庄家就要开始担心了。”
陆川闭上眼睛。赌场的烟味还残留在衣服上，混着工地上没洗干净的水泥灰，形成一种奇异的混合气味——纸醉金迷和体力劳动，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味搅在一起，沉淀在这间六叠公寓的空气里。
“亦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