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林澜说，“但山崎说地价永远涨的时候，我在想你说的那句话。”
“哪句？”
“当一个做地产的人开始说‘永远’的时候，就该开始害怕了。”
红姐轻轻勾了下嘴角。那个笑容很短，转瞬即逝，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百叶窗。歌舞伎町的霓虹还在亮着，那些灯管不知疲倦地闪烁着，把她的脸映成红一片蓝一片。她站在那片光里，侧影看起来既坚定又脆弱。林澜忽然意识到，认识红姐三年，这是第一次看到她头发散着的样子。很漂亮，很疲惫。
“你还记得那个被你用打火机烫了的姓林的客人吗？”红姐忽然说。
“记得。”
“我跟你说过，我让人打过招呼了。你知道我让谁去打的吗？”
林澜摇头。
“一个最近在关爷手下冒头的年轻人。他带了个兄弟，找到那个姓林的，把他的手放在桌上，告诉他如果不识相，下次就用烟灰缸。”
红姐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轻得像在讲一个童话故事。但这种轻是刻意压制后的结果。林澜见过红姐发火——那次森田在包间里动手动脚的时候，红姐挡在前面，眼神像刀片。但今晚红姐不像是发火，也不像是在夸谁。她只是在陈述，陈述完之后有一个很短暂的停顿，在那个停顿里她微微侧过头，看着窗外，但目光没有聚焦在任何东西上。
“他叫什么？”林澜问。
红姐顿了一下，只是很短暂的一下，短到如果不是林澜习惯了观察人的微表情，根本不会注意到。然后她说：“陆川。东北人。偷渡来的。在关爷的赌场做安保，来了不到两年。”顿了顿，又说，“他跟你一样，都是不该来日本的人。但他来了。你们都是。”
那语气很淡。但林澜注意到红姐提到“陆川”两个字的时候，手上的动作停了一瞬——只是不到一秒，然后就继续拨弄百叶窗的叶片了。不是老鸨在夸一个新来的打手。也不是老板在点评一个新员工。那一瞬的停顿里有什么东西，像水面下闪过一条鱼的影子。
林澜把这两个字默默记下了。
“陆川。”她重复了一遍。
红姐转过头，在林澜脸上看到了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她放下手里的百叶窗拉绳，在林澜脑门上轻轻弹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向化妆间，边走边说：“别瞎想。我的命太硬，克人。”
她的声音很轻很平淡，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她走进化妆间，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林澜坐在吧台边没有动，听着那扇门后面隐约传来的水龙头声、杯子碰撞声、簪子放进抽屉里的声音。过了很久，声音停了，一切归于寂静。然后她听到一个声音——很轻，很细，像是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找到了一个缝隙。不是哭声，不是叹息。是呼吸。一次很深的、缓慢的呼吸。然后又是一次。像一个人在水下潜得太久，终于浮出水面换了一口气。
林澜没有推门进去。她站起来，拿了包，下楼。走出朱鹭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块黑底金字的木匾——“朱鹭”，极瘦的草书，黄铜纸伞在夜风中微微晃动。她忽然觉得那个老书法家说得对，这两个字太苦了。
回到公寓，她打开抽屉，看着那盒没有标签的药片。她想起红姐今天吞药片时那副习以为常的、带着某种漠然的表情，想起她说“维他命”时轻描淡写的语气，想起她说“克人”时那种笑——那不是玩笑，而是一个人把一条太重的命扛了太久之后不得不养成的一种幽默。像老农说“今年的庄稼又涝了”，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说出一个残酷的事实。
她关上抽屉，把药片收在最里面。然后坐在床边，望着窗外那一片永不熄灭的霓虹灯海。三年了。三年里她在这栋楼里听过无数人吹嘘、哭泣、表白、撒谎。她记住了每个人的秘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秘密。她的秘密很简单——她并不叫小雪。她姓林，她爸死在新宿西口的地下通道里。认领遗体那天，父亲身上唯一的遗物是她和母亲的老照片，背面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回不去了。”
她拉上百叶窗。窗外的霓虹被切成碎片，在天花板上继续跳动，像某种不知疲倦的心脏。在睡着之前她想，也许红姐的秘密比她的更深、更重、更没有办法说出口。也许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盒“维他命”——装在没标签的盒子里，藏在抽屉最深处，不让人看见，也不让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