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查到许又开了。”他的声音有些哑。
“查到了。”老太太说，“查到之后一周，他就出事了。”
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的雨声。谢依兰站在角落里，从进门到现在没说过一句话。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刘建国的照片上，眼神里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敬意，又像是愧疚。
她的师门和刘建国的死没有关系，但某种意义上，她和楼明之在追查的是同一桩案子、同一批人。那些人在二十年前杀了她的师门长辈，又在五年前杀了楼明之的师父。刀是一样的刀，握刀的手也是同一双手。
“阿姨，”楼明之拿起那本笔记，“这本我能带走吗？”
老太太沉默了很久。她的手指摩挲着铁皮盒子的边缘，像在抚摸一个活着的、会痛的东西。最后她点了点头。
“带走可以。”她说，“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活着。”老太太的目光像两根钉子，钉在楼明之脸上，“建国走的时候我没能送他。你要是也走了，我这辈子就没脸去见他了。”
楼明之把笔记本塞进外套内袋，扣好扣子，站起来，对着墙上的照片鞠了一躬。
“我答应您。”
两人走出槐树巷的时候，雨下得更大了。谢依兰撑着伞，尽量往楼明之那边靠，但雨还是把他的肩膀浇透了。他像没感觉到一样，走路的步子又大又快，谢依兰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
“你要去哪儿？”她问。
“去找一个人。”楼明之的声音在雨里显得有些闷，“师父的笔记里提到了徐飞白的旧友。这个人我查过，现在还活着，住在城北的养老院。”
“现在去？已经快九点了。”
“他活不了多久了。”楼明之拦下一辆出租车，“肝癌晚期。养老院的人说他最多还有三个月。三个月够许又开杀他十回了。”
出租车在雨夜里穿行，雨刷器来回摆动，把窗外的霓虹灯割成碎片又拼回去。镇江的夜很安静，安静得不像一个正在发生谋杀的城市。
养老院在城北一个叫桃花坞的地方，名字好听，实际上是一片老旧厂区的家属院改造的。出租车在大门口停下来，楼明之付了钱，两人冒雨跑进门廊。值夜班的护士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大姐，正趴在桌上打盹，被楼明之敲桌子的声音吓醒，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找谁啊？”胖大姐不高兴地揉着眼睛。
“309房的周伯安。”
“探视时间早过了，明天再来。”
楼明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警官证，在她面前晃了一下。证件是过期的，但雨夜里谁也看不清上面的有效期。胖大姐嘟囔了两句，从抽屉里翻出一串钥匙，带着他们往楼上走。
楼道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老年人体味混合的气息，日光灯管嗡嗡响，有几盏已经坏了，走廊忽明忽暗。309房在走廊尽头，胖大姐开了门，丢下一句“别待太久”就走了。
房间很小，两张床，靠窗那张空着，靠门这张躺着一个枯瘦的老人。
周伯安。徐飞白的旧友，青霜门覆灭案的间接证人。
楼明之在资料里见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那时的周伯安精壮得像一头牛，在青霜山脚下开了家武馆，手下几十个徒弟。现在的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上的肉全都塌了下去，眼窝深得像两个洞。床头挂着一袋营养液，透明的管子一直连到他青筋暴起的手背上。
“周伯安。”楼明之站在床边，低声叫他的名字。
老人的眼皮动了动，睁开一条缝。他的眼睛是灰白色的，像蒙了一层雾，但还是能看出来他在打量来人。
“你是谁？”老人的声音沙哑、含混，像嗓子里塞了一团棉花。
“我是刘建国的学生。刘建国，五年前来问过您青霜门的事。”
老人的眼睛忽然睁大了一些，灰白色的眼珠里闪过一丝光。他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枯瘦的手指在空中抓了一下，像要抓住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刘建国……死了。”他说。
“我知道。”楼明之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老人平齐，“周师傅，我师父当年问您的事，您能再跟我说一遍吗？关于青霜门覆灭前的那封密信。”
老人闭上眼睛，胸膛剧烈地起伏了几下。谢依兰注意到他手背上的针头在抖，营养液的滴速忽然加快了。
“我说过很多遍了。”老人的声音断断续续，“飞白收到信那天晚上来找我喝酒。他说有人要他的命，说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问他谁要他的命，他不说。我问他要不要跑，他说跑不了。”
“信呢？”
“烧了。他当着我的面烧的。”
楼明之的心沉了一下。“信的内容您还记得多少？”
老人沉默了很久，久到楼明之以为他睡着了。窗外的雨声很大，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地响。忽然老人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低，低到楼明之必须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才能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