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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光首先落在策论题目上。
“论‘商贾之力’于国计民生之利弊，并陈兴利除弊之策。”
陆怀瑾的心猛地跳了一下，随即一股强烈的、近乎荒谬的“巧合感”涌上心头。
他昨天整理的那些关于漕运、赋税、地方商业的文稿内容，此刻仿佛带着温度，一个个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
知府出这道题，胆子确实不小。
大夏朝重文轻武，商贾地位虽比前朝略有提升，但在“士农工商”的等级序列里，依旧处于末端，被许多清流文人视为“逐利之徒”，是“末业”。
在府试这样正式的选拔秀才的考场上，以“商贾”为题策论，本身就是一种姿态，一种对临安乃至大夏现实状况的直面。
这显然不是死守书本、空谈义理的传统题目。
它要的是经世致用之学，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陆怀瑾而言，这无异于一道量身定做的考题。
他没有立刻动笔，而是闭上眼睛，将思绪迅速收束。
现代社会学、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商业流通、税收调节、就业促进的基本原理；穿越后研读邸报、了解的大夏朝商业现状、政策限制、以及那些隐藏在表面抑商政策下的实际需求……这些信息碎片在脑海中飞速碰撞、组合、架构。
他提起了笔。
墨落纸上，笔锋沉稳。
他没有从宏大的“重商”或“抑商”的道德争论入手。
开篇便直指核心：“商贾者，通有无，调盈虚，国之血脉也。血脉畅则肢体温，血脉滞则体生寒疾。” 随即话锋一转，直言大夏现状：“然今之商贾，备受抑勒，如牛马受羁，虽有力，不得尽其用。此非商贾之罪，乃政之失也。”
接下来，他分条缕析，展开论述。
第一，论“利”：商贾之力，首在充盈府库。
他引用虚拟但合理的估算数据，说明仅临安一府，若合理厘定商税，岁入可增几何。
第二，论“通”：商贾流通南北货物，使余缺得以调剂，丰年不至谷贱伤农，荒年亦有米粮可济，此实为无形之“常平仓”。
第三，论“业”：商贾行商，需雇佣船工、伙计、镖师、脚夫，更带动沿途客栈、食肆、车马行，使无数百姓得以糊口，此乃“活民无数，消弭隐患”之实政。
第四，论“工”：商贾为求货殖，必促百工竞巧，丝织、陶瓷、铁器诸业因此兴盛，技艺得传，此亦利国之举。
每一点都紧扣“力”字，将商贾从“末流”定位为有巨大潜力可挖的“国家之力”。
论述完利，自然要转到“弊”。
他同样条理清晰：弊在垄断兼并，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弊在偷税漏税，损公肥私；弊在奢靡无度，败坏风气；弊在勾结官吏，扰乱纲纪。
最后，“兴利除弊之策”水到渠成。
他提出具体建议：其一，立法规范，明确商贾权利义务，厘定合理税则，使其“利归于国，而非饱私囊”。
其二，设立专司（类似商会雏形），引导行业自律，调解纠纷，使“有序竞争，而非恶性相轧”。
其三，开放部分领域，允许商贾参与漕运、仓储、甚至边贸，官府监督，取其利而用之于水利、赈济等公益。
其四，严惩官商勾结，整饬吏治，使“商有所循，官不得侵”。
其五，亦是最关键一点，改变观念，朝廷当“以实利导民，而非以空名限人”，提高商贾中有德行、有贡献者的社会地位，甚至可纳赀为吏，使其“为国效力有门”。
整篇策论，逻辑严密，层层递进，既有宏观视角，又有具体措施，尤其是那些虚拟的数据和实例，言之凿凿，极具说服力。
文风朴实，不尚华丽辞藻，每一句都指向“可行”、“有效”。
洋洋洒洒，一气呵成。
写完策论，他略微停顿，活动了一下手腕，这才看向经义题。
题目出自《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要求阐发“仁政”与“民本”之要义。
许多考生看到这题，大概会从道德教化、君臣父子、心性修养等方面入手，大谈特谈“与民同乐”的圣王之道，引经据典，文采飞扬。
陆怀瑾却再次避开了纯粹的道德空谈。
他提笔写下破题之句：“仁政之基，在于知民之真忧真乐；民本之实，在于遂民之真利真需。” 立刻将孟子的高论拉回现实层面。
随后，他巧妙地将话题与刚才的策论衔接：“民之忧，忧无衣无食，忧赋役不均，忧生计无着。民之乐，乐仓廪实，乐百业兴，乐家室安。” 紧接着点出：“故欲行仁政，空言‘同乐’无益，必先使民富。使民富之道，岂独农桑？百工兴，商贾通，则财货流转，民得食其力，取其酬，此乃‘乐’之实基也。”
他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