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满血丝的、像风化了的石头一样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泪，是光。是那种“你终于长大了”的光。
他转身，走下城墙。腿一瘸一拐的，但他的背是直的。他走到城邦的街道上，喊了一嗓子：“开会！粮仓门口！所有人！能走的都来！”
街道上的人停下了手里的活，看着他。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的声音不一样了。以前他的声音是怕的、低的、不敢大声说的。今天他的声音是直的、亮的、不怕了。
他们放下手里的东西，走向粮仓。不是跑，是走。走着走着，就开始跑了。不是逃，是去。去开会。去决定自己的事。
粮仓门口的空地上站满了人。不是几百个，是几千个。老人、孩子、女人、男人、矿工、码头工人、小贩、乞丐。他们站在那里，挤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脚踩着脚。没有人说话，他们在等。等沈安澜来，等老赵来，等那些委员来。
沈安澜来了。她没有走到高处，没有站在任何人前面。她走到人群中间，站在那里。老赵站在她旁边，石根生站在她另一边，小梅站在她身后。委员们站在他们周围，像一圈竹子。不粗，不高，不壮，但站在一起，就密了。密了，就挡得住风。
“敌人来了。”沈安澜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人都听到了。“从北面来的。很多。带着枪、炮、火把。他们要夺回城邦，夺回粮仓，夺回你们。你们怎么办？”
没有人回答。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从来没有被问过“你们怎么办”。以前都是别人告诉他们“你们该怎么做”。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有人问他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得自己想。
一个老矿工举起手。“他们来了，我们就打。打了，也许赢。不打，一定输。一定输的事，不做。”
一个年轻的女人也举起手。“我男人被他们抓走了。关在高塔里，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来。我要打。不是为了报仇，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被抓。”
一个孩子举起手。七八岁，瘦得像根竹竿，脸上糊着鼻涕和泥巴。他仰着头，看着沈安澜。“我也打。我虽然没有枪，但我有石头。石头也能砸死人。”
沈安澜看着那个孩子，看着他手里攥着的那块石头。石头不大，棱角分明，灰灰的。他攥了很久，攥得手心里全是汗。他是认真的。
“好。”沈安澜说。“你们打。我带着你们打。但你们要记住一件事——打仗不是一个人的事。打仗是所有人的事。谁掉队了，拉一把。谁受伤了，扛回来。谁死了，埋了。埋了，接着打。打到他们不敢再来为止。”
她转过身，面对着城北的方向。那道灰线更近了，已经能看到尘土里那些黑点。那是人，是穿着铁甲、握着长矛、端着枪的人。黑点很多，密密麻麻的，像一群蚂蚁在往这边爬。
“枪队，跟我上城墙。其他人，在城里等着。等他们进来。进来了，就打。打巷战。巷子窄，他们人多，挤不开。挤不开，就乱了。乱了，就好打了。”
阿朗背着枪，第一个走上了城墙。他蹲在城垛后面，把枪架在垛口上，枪管对准了那片尘土。他的手不抖，心不慌，眼不眨。他在等。等他们走进射程。
老赵带着北大队的人，分散在城门口两边的巷子里。他们有的蹲在墙根下，有的藏在门后面，有的趴在屋顶上。他们的武器五花八门，枪、锄头、铁锹、扁担、菜刀、竹竿。但他们不怕。不是不怕死，是知道怕也没用。没用的事，不做。
石根生带着中大队的人，守在粮仓周围。粮仓是城邦里最重要的地方，里面有粮食、盐、药。粮仓不能丢，丢了，城邦里的人就要饿死。饿死了，就白站了。
小梅带着南大队的人，守在城邦的后面。后面是城门，城门是关着的。关着的门，不能让人从后面冲进来。冲进来了，前面的人就被包围了。包围了，就出不去了。
沈安澜站在城墙的最高处，看着那道灰线越来越近。风把尘土吹到她脸上，她没有躲。眼睛里有沙子，她眨了眨，挤出来。眼睛是红的，但她的目光是直的。她在数。数那些黑点，数那些脚步，数那些铁甲反射的光。她在算。算他们什么时候到，算他们从哪条路攻，算他们有多少人，算自己的人能不能挡得住。
太阳落山了。苍梧星的太阳不大，挂在西边的城墙上，像一个快要熄灭的火球。火球不亮，但很红。红得像血，像旗，像那些按在竹片上的手印。
灰线变成了人。那些人站在城门外一里远的地方，停下来了。他们没有急着攻城，他们在等。等天黑，等火把，等命令。他们站在那里，黑压压的一片，像一片被风吹过来的乌云。乌云里有光，是铁甲反射的夕阳。光不暖，是冷的。
沈安澜看着那片乌云，看了很久。
“他们今晚不会攻。”
老赵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他们刚到，累了。天黑了，不熟悉地形。他们不会在夜里打不熟悉的地方。明天天亮，他们才会动。”
她转身，走下城墙。“今夜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