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不是从幕僚嘴里听到的，是从窗户外面听到的。那天晚上，他没有睡。他站在窗前，看着夜空。双月挂在头顶，一红一蓝，把城邦照得像两个世界。远处有声音，不是风声，不是竹叶声，不是虫鸣。是歌声。听不清唱什么，但调子很熟悉。他今天刚听过。在幕僚拿来的那块布上，在那首被油洇花了的歌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苍梧受苦的人。”
他关上窗户，把窗帘拉上。窗帘是厚缎的，很重，垂下来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歌声还是透进来了。不是从窗户透进来的，是从心里透进来的。那些字他烧了，布烧了，灰都飞了。但字还在心里。不是在脑子里，是在心里。脑子可以忘，心忘不了。心记住了，就永远在。
他一夜没睡。
第二天，他下令在矿场、码头、贫民窟、菜市场增派卫兵。不是防抢劫，是防唱歌。唱歌不犯法。但唱这首歌，犯法。因为这首歌会让不想死的人站起来。站起来了，就不想再蹲下。不想蹲下，就会反抗。反抗了，他就坐不住了。
卫兵们在矿场里巡逻，听到有人唱歌就抓。抓了好几个。但抓不完。因为唱歌的人太多了。抓了一个，十个在唱。抓了十个，一百个在唱。抓了一百个，整个矿场都在唱。不是唱给他听的，是唱给自己听的。唱给自己听，就不怕了。不怕了，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就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就再也不想回去了。
老赵被抓过一次。那天他在工棚里唱，卫兵冲进来，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他没有反抗。不是不敢，是不能。反抗了，就会被打。被打死了，就没人唱歌了。他不能死。死了，北区就没人了。北区没人，网就破了。网破了，就兜不住人了。他不能死。
卫兵把他关在矿场外面的一个铁皮棚子里。棚子很小，站不直，坐不下，只能蹲着。他蹲了一夜。膝盖疼得像被刀割，但他没有喊。喊了也没用，没人会来救他。他蹲在那里，心里在唱那首歌。没有声音，只有字。字在心里排着队，一个字一个字地走过去。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很稳。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苍梧受苦的人。”
天亮了，卫兵把他放了。没打他，没骂他，没问他任何问题。他们只是关了他一夜。想让他怕。怕了，就不敢唱了。但他们不知道，他不是以前的老赵了。以前的老赵怕，怕被打，怕被抓，怕死。现在不怕了。不是不害怕，是有比害怕更大的东西。那首歌在他心里，比害怕大。大的压小的，害怕就被压住了。压住了，就不怕了。
他回到工棚，工友们围上来，问他：“你没事吧？”他摇了摇头，蹲下来，捧起碗，碗里是凉了的粥。粥凉了，米沉在锅底，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皮。他用筷子挑了挑那层皮，送进嘴里。皮是冷的，但嚼起来有味道。米的香味还在。没有被恐惧冲淡。
“唱。”他说。
工友们愣了一下。“唱什么？”
“歌。”
没有人敢开口。昨天刚有人被抓，今天又唱，不是找死吗？
老赵放下碗，清了清嗓子。嗓子是哑的，一夜没喝水，干得像砂纸。但他唱了。声音不大，但每一个人都听到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苍梧受苦的人。”
工棚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然后，第二个人开口了。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五个人。声音不大，但很多。多的声音合在一起，就不小了。卫兵在外面巡逻，听到了，冲进来。但他们不知道是谁唱的。所有人都在唱，嘴在动，声音混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声音。抓谁？抓所有人？抓不了。人太多了。
卫兵队长站在门口，看着那几十个蹲在干草上、端着碗、喝着粥、唱着歌的矿工。他想抓人，但不知道抓谁。想骂人，但不知道该骂谁。想打人，但不知道该打谁。他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他走了。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知道，这首歌已经不是一个人唱的了。是所有人唱的。所有人唱的歌，你拦不住。因为你不能把所有人都杀了。杀了所有人，谁给你背矿石？
老赵放下碗，碗里还有半碗粥。他没有喝完，但他不饿了。不是粥饱了，是歌饱了。歌在肚子里，比粥更饱。粥会消化，歌不会。歌在心里，越唱越饱，越饱越想唱。唱到停不下来。
那天晚上，岩洞里来了九十多个人。不是四十多个，不是五十多个，是九十多个。那些以前不敢来、怕被连累、怕被抓、怕被打、怕扛不住、怕出卖人的人，来了。不是因为不怕了，是听到了那首歌。那首歌不是命令，不是口号，不是任何让他们必须来、不来就会死的东西。歌是风，风从竹海里吹过来，吹到他们耳朵里。耳朵听到了，心动了。心动了，人就来了。
沈安澜站在石台旁边，那盏用破铁罐做的油灯放在她身边，火苗不大，但很稳。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脸照得半明半暗，像一幅用炭笔画的素描。她的眼睛里没有惊讶，没有激动，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她只是看着那九十多个人，看着他们的脸，看着他们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