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张大山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已经初中毕业的张大山在脑子里盘算，大嫂应该也是没赶上班车，最有可能还驻足在安居村。安居村有张一山的一个堂姐，但大嫂没去过她家，又不是孤身一人，未必会去堂姐家。张一山想到了安居唯一的招待所。他领着母亲和大哥到招待所，母亲和大哥准备挨个房间去找，被服务员拦在门外。张一山知道服务员不会配合他们的调查，就趁母亲和大哥与服务员理论间，伸手进服务窗口，拿走住宿登记簿，只翻了两页，就看到了大嫂的名字。“我们去206房间，给大嫂送点东西。”张一山随口扯了谎。然后母子三人在服务员的尾随下，找到了准备第二天乘早班车去青阳县城的大嫂。大嫂说，她没有要逃的意思，她是和几个小姐妹说好了，去县城的一家服装厂打工。母子三人不知真假，但断断不敢冒那个险，大哥收了大嫂的包裹，母亲拉着大嫂的手，张一山殿后尾随，总算化解了一次家庭危机。自此以后，直至侄子出生，大哥再不敢外出做泥水，他下地就带着妻子，不在乎她干多干少，只在乎把人放在眼皮子底下。
就在这样突转惨淡的家景中，张一山收到了青阳县一中录取通知。父亲本就失了笑意的脸又多了些苦意。“要么不要读了，实在是没地方借钱了。”父亲说。母亲、张大山、张小山一起拿眼瞅瞅父亲，又看看张一山，都没有搭腔。“我要去读。”张一山快急哭了。他喜欢读书，不喜欢种地，更不想一辈子种地。“没地方借钱了。”父亲说。想着自己即将迎来的和父亲一样的一辈子，张一山顿时眼泪就出来了。“大嫂家前两天刚卖过猪仔。”母亲说。她说的大嫂是张一山的伯母。伯父早些年去世，伯母拉扯着3个儿子和1个女儿，4个儿女小学毕业后都回家种地。艰辛的生活把伯母磨成了一根刺，她对人全无信任，只相信钱，而且只相信捏在自己手里的钱，任何需要动用钱的亲情都被她一一刺穿。曾经有一次，一个出嫁在其他村的远房亲戚生产了，农村习俗得送鸡蛋和红糖，蛋是自家鸡生下后积攒的，且一目了然，主家收进时还得一只只清点记账，自然没有回旋余地，红糖得去供销社买，一般人也想不出回旋余地，至多略缺点斤两，但伯母除外。伯母对每一分钱都看得重，她那些日子里绞尽脑汁想有什么办法可以体面地省下糖钱，有次在牛栏里看着黑乎乎的干牛屎，得到了启发。她捧了两块牛屎，包进厚厚的沙皮纸，打包成红糖。送礼的人多，红糖堆在一起，谁也不知谁送了哪包。这个前提虽然有些侥幸的成份在里面，但伯母觉得出差错的可能性极小。只是鬼使神差，那次她的红糖被单独放在了一边。事情败露，大家背地里自然瞠目结舌，且在收红糖时都长了心眼。伯母当作全然不知，照样紧紧守护着自家的钱财。张大山结婚时，父亲曾向伯母借过25元，已经被追讨过几次。现在旧债未还，还想添新债，全家人都知道可能性几乎为零。“去借借看吧，我来还。”张大山显示出了兄长的担当。父亲不语，家庭会议议而未决，父亲顾自回房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张一山听到父亲在下间与母亲说，我去找她借借看。据父亲后来回忆，那次的借钱经过极为艰难。伯母远远看到父亲的身影，就从后门踅出，沿着山路躲进了林子。父亲隐约看到伯母的背影走出后门，只当作不知。他到了伯母家，问她那在灶下添火的女儿，父亲的侄女，“你妈呢？”“叔，她出门了。”侄女说。“出门”的意思是走到其他村里了，短时间内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父亲问。“没说，大概要温尼或者明朝。”侄女说。父亲不提借钱的事，他说，“我今天帮你们插秧。”那天上午，父亲领着3男1女四个侄，在伯母家门口的田里拔秧插秧。父亲手里侍候着秧苗，眼睛瞟着伯母家开着的前门和后门。门口那丘田面积不大，大半天时间便被不请自来的父亲和四个侄儿女种完了。父亲又在伯母家草草用了午饭，下午继续领着四个侄儿女，转战伯母家门前的旱地。到了傍晚，没来得及吃早饭且没机会吃中饭的伯母捱不过肚子的空空如也，从山林里绕出来，装作外地回来的模样，从前门进了家。父亲丢下锄头，出现在狼吞虎咽的伯母面前，说了借钱的事。“我家老大也马上要讨老婆了，要用钱。”伯母说。“等他结婚的时候，我一定把钱还你。”父亲许诺。这句话父亲对不少债权人都说了，所以很有些坑蒙的意味。“你拿什么还？”伯母对张一山家的经济状况了然，况且前一次的25元催要几次都无功而归，她不觉得父亲的诺言是可信的。“我家母猪也要下崽了，等卖了猪崽就还。”父亲说。其时张一山家的母猪还没见上种猪，空有一副皮囊，——无计可施的父亲开始拐骗。“我家的钱存在乡信用社里。”伯母开始缓兵之计。“不要紧，离开学还有一段日子。”父亲说。“山儿读书好，以后考上大学会记着你的。”父亲又利诱道。此后连续几天，父亲成了伯母家种田耕地的志愿者。退无可退的伯母无奈之下从箱底里取了100元钱借给父亲。父亲又变卖了些稻谷，再奔东村跑西头，积少成多，终于凑够了张一山的一学期费用，但除却学费、杂费、课本费、住校费等硬支出，剩给张一山自己可以支配的费用基本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