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开口，不管说什么，他都信。但她什么都没有说。她只是蹲在那里，一张一张地捡他砸在她脸上的钞票。她的平静是他见过最残忍的平静。比任何眼泪都残忍。比任何辩解都残忍。比任何愤怒都残忍。因为平静意味着她不在乎了。至少他是这么以为的。
桑贾伊站在一旁，转过了脸。他看着窗外，看着嘉陵江上那艘已经驶远的游轮，船尾的白色尾迹在夜色中慢慢散开。他的右手在身侧微微发抖——不是害怕的抖，是另一种。像一个人握了很久的拳头，终于要松开了。但他没有松开。他攥着拳头，看着窗外的江面。他不能再看那张桌子了。尼玛蹲在地上捡钞票的画面，他在加德满都认识她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她一直是脊背挺得笔直的样子——在泰米尔街边被游客拒绝的时候，脊背挺直；在被高利贷催债的人堵在门口的时候，脊背挺直；在地震废墟里扒石头的时候，脊背挺直。他从来没见过她蹲在地上捡东西。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看到。现在他看到了。他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看到。
尼玛捡完最后一张钞票，站起身。她把那叠整整齐齐的钞票放在桌上，用餐巾纸压住——还是那张她刚才擦手指时用过的纸巾。然后她拿起放在卡座旁边的布包——从加德满都带来的，洗得发白的布袋，边缘磨出了线头，布面上还残留着一小块酥油的印记——转身朝门口走去。她从他身边走过，没有抬头，没有停顿。她的背挺得很直，和在博卡拉山路上一样。她的脚踩在木地板上，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她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也许走到电梯口就会垮掉，也许走到出租车上就会咳血，也许走到公寓楼下就会蹲在地上起不来。但她必须走完这二十步。二十步，从卡座到餐厅门口。她走过了那对老夫妇，老先生还在切牛排，老太太抬头看了她一眼。她走过了那个独自喝酒的年轻女人，女人放下手机，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一瞬。她走过了那盆比人还高的龟背竹，叶子边缘蹭了一下她的肩膀。她用了一辈子的力气走完这二十步。
桑贾伊在她起身后大概半分钟也走了。他没有看她，也没有看陆云。他只是把放在椅背上的外套拿起来，搭在手臂上，从另一侧的过道绕过了陆云。他在经过陆云身边时，脚步放慢了大概不到一秒——他看到陆云的手还在抖，手腕上的念珠还在轻轻晃动。然后继续走。铜铃响了一声，门推开了，又被关上了。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消防梯的铁板上——每一声都拖着空旷的回音，越来越远。
直到走进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尼玛才允许自己发出第一声哭泣。那声音不是从喉咙里出来的，是从更深的、比肺还深的地方——从那个每天早上她在窗前供酥油灯时感觉到火苗温度的位置。她用手掩住嘴，手指上还沾着钞票上沾染的他的气息——他的钱包一直放在西装内袋里，挨着胸口的位置，钞票上沾了他体温的余热。她把那口气压了很久，从他说“尼玛”的第一个字开始压，压到她蹲在地上捡钞票，压到她走过那二十步，压到电梯门合上。现在门合上了，没有第二个人能听见，她允许自己发出第一声哭泣。那声音被电梯的铁壁吞没了。铁壁是冷的，电梯里的灯光是惨白的，镜子里的女人是陌生的。她看着电梯镜子里的自己——灰色连衣裙，瘦削的肩膀，化着陆雪帮她化的淡妆，口红在刚才抿酒的时候蹭掉了一点，腮红还在，把她的颧骨衬得没有那么突出。她看起来很美。但她知道那是假的。她伸出手，用指尖碰了碰镜子里的那张脸。指尖是凉的，镜子也是凉的。镜子里那个漂亮女人不是她。她是那个在杜巴广场擦象神雕像的女人。她是那个在雪崩之后念度母心咒的女人。她是那个在和平塔月光下被人系上红绳的女人。她不是镜子里这个笑得像“那种女人”的人。
电梯在一楼停下。门打开。她走出来，穿过散发着柠檬檀香味的大堂，推开旋转门，走进了重庆潮湿的夜色里。南滨路上的霓虹还在闪烁，嘉陵江上的游轮还在缓缓行驶，对岸渝中半岛的灯火还在璀璨。一切都还是刚才的样子。只是她手腕上的红绳少了一根——洛萨节那根，最旧的那根，褪成了浅红的那根。她把它系在了酒吧天台的铁栏杆上。那根红绳现在还在那里，被江风吹着，被月光照着，被嘉陵江上偶尔驶过的游轮的探照灯扫过。没有人会注意到它。除了她。除了他。他以后大概也不会再去那个酒吧。但那根红绳会一直在那里——褪色，起毛，被风雨侵蚀，但不会断。金刚结都不会断，红绳更不会。它是从阿妈手里传下来的，在佛前供了一整夜，系在两个人的手腕上。它不会断。什么都断不了。
她沿着南滨路往东走。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公寓不是她的了——她刚才已经把钥匙留在了茶几上，和那本翻得卷了边的汉英词典、陆云给她买的平板电脑、压在词典下面的那张百元钞票放在一起。她可以叫一辆出租车，去机场，买最早一班飞加德满都的机票。但她现在不想去机场。她只想走。脚底下的地砖是灰色的，被无数双脚磨得发亮，倒映着头顶的路灯和霓虹。她踩过一块又一块地砖，数到第四十七块的时候停下来。她忽然咳了一声。然后是两声、三声。那种带着杂音的咳嗽——风穿过狭窄的峡谷。她用手掩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