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光泽，餐巾被叠成精致的扇形，放在骨碟正中央。
“陆雪小姐还没到。”领位小姐说，“您先坐。需要先点些什么吗？”
“一杯水就好。”
领位小姐点头离开。陆云在卡座里坐下，背靠着柔软的丝绒沙发。沙发很软，坐进去整个人都会陷下去，但他只坐了前半截，脊背挺得很直。他看了看手表——七点三十五分。陆雪迟到是常态，他并不意外。他端着那杯冰水，看着窗外的夜景。南滨路这一段的江景是重庆最好的——对岸是渝中半岛，解放碑的高楼群在夜色中灯火通明。霓虹灯光倒映在嘉陵江面上，红色、蓝色、金色、绿色，被水流扯成一条条颤抖的光带。游轮从江面上缓缓驶过，船身上的彩灯在黑暗中画出一道缓慢的弧线，船头的探照灯扫过水面，扫过岸边的建筑，扫过餐厅的落地玻璃窗——白光从他的脸上划过，然后消失了。
他看了一眼手机。尼玛没有发新消息。他点进她的朋友圈，最近的一条还是上周发的——一张苍山洱海的照片，配了两个字：好美。那张照片是他拍的。他当时站在她身后，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回过头，风正好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几缕碎发贴在嘴角，她伸手去别，没别住，索性就让它乱着。她笑得很开心，那种眼睛弯成两道弧线的笑——他很久没看到她那样笑了。那趟大理之行是他们最后一次真正开心的时刻。回来之后，一切都变了。账户被冻结，车被收回，借钱被拒，余额不足。她开始把药片切成两半，他开始坐公交车上班。他们之间的话题从“下次去哪里”变成了“今天吃什么”，从“将来”变成了“今天”。
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然后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了窗边。
卡座的视线很好，能看到大半个餐厅。他的目光在那些用餐的客人之间漫无目的地游荡——一对老夫妇在安静地切牛排，老先生把切好的牛排推到老太太面前，老太太摆了摆手，又推回去。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坐在吧台边喝红酒，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几个商务人士围着一张圆桌低声交谈，桌上摆着几份摊开的文件。然后他的目光停在了窗边另一个卡座上。
那个卡座比他的更靠里，灯光更暗，但他还是看得很清楚。因为那个背影，他太熟悉了。
那件红色藏袍。
她今天穿了那件红色藏袍。她搬来公寓之后几乎没穿过——她说太显眼，在街上走会被人看。在重庆，红色太显眼，会引来太多目光。但今天她穿了。那件藏袍已经洗过很多次了，红色褪成了接近砖红的颜色，袖口磨出了毛边，下摆有一小块淡淡的油渍——是洛萨节那天阿妈做酥油茶时溅上去的，洗了很多次也没完全洗掉。头发编成一条粗辫子垂在背后，辫尾扎着一根红绳。她的手腕上戴着他熟悉的那三根红绳——浅红的、深红的、系着金刚结的。念珠不在她手腕上。念珠在他手腕上。她戴着他给她的红绳，来见另一个男人。
她对面坐着一个男人。
男人大概四十岁左右，皮肤被高原的太阳晒成了古铜色，穿着一件深色的休闲衬衫，袖口挽到肘部，小臂上有几道旧伤疤。手腕上戴着一块旧表，表带已经有了裂痕。他的坐姿很放松，一只手搭在沙发靠背上，另一只手放在桌上，手指离尼玛的手很近。很近。太近了。近到陆云能看出他手指的位置——离尼玛的手指只有几厘米。那种距离不是陌生人之间的安全距离。那种距离是只有在你握过一个人的手之后，才会自然而然地保持的距离。
陆云的呼吸停了一拍。不是形容，是真实的生理反应——他的横膈膜忽然停滞了一下，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按住了。他握着冰水杯的手指僵在原地，指尖的温度比杯壁上的冷凝水还要凉。杯壁上凝结的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滑，滴在他虎口上，凉得他一激灵。他告诉自己这也许是她认识的朋友，是她翻译的客户，是陆雪认识的人——也许是尼玛的熟人，也许是陆雪的朋友，也许是任何他应该先问清楚再下判断的人。但他的眼睛已经看到了更多。
他看到尼玛在笑。不是那种她对他笑的笑，不是那种眼睛弯成两道弧线、露出不太整齐的牙齿、整张脸都被点亮的笑。是另一种笑。妩媚的、轻浮的、他从没在她脸上见过的笑。那种笑他在加德满都见过——不是在她脸上，是在那些站在酒吧门口招揽生意的女人脸上。那些女人穿着艳丽的纱丽，嘴唇涂成暗红色，对每一个路过的外国男人露出同样的弧度。他曾经觉得那些女人和她毫无相似之处。一个在废墟里擦象神雕像的女人，一个在雪崩之后念度母心咒的女人，一个在火塘边听女神传说时眼眶微红的女人——她和她们之间隔着一条比巴格马蒂河更宽的鸿沟。现在他分不清了。她坐在那里，对另一个男人露出那个他从未见过的笑。
他把冰水杯放下来。手很稳。他不知道为什么手这么稳。也许是因为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消化眼睛传来的信息——就像在郎当山谷遇到雪崩的那一瞬间，雪雾吞没一切之前的那一瞬，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他把手机拿起来，给陆雪发了一条消息：“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