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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玛约桑贾伊见面的地方，不是咖啡馆，不是餐厅，是一家藏在小巷深处的尼泊尔餐馆。餐馆是她在网上找到的，老板是加德满都人，来重庆开了十几年的店。她在电话里听到老板用尼泊尔语报菜单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拨动了一下——那些卷舌的、带着鼻音的音节，那些她在重庆几个月都没听到过的音节，此刻像雨水一样从听筒里涌出来。她跟陆雪说，需要一个“不会被人看到的地方”。陆雪沉默了一瞬，然后用一种比平时轻了半分的语调说，我来安排。
重庆的初夏闷热难当。傍晚下过一场短暂的阵雨，地面湿漉漉的，霓虹灯在积水上拉出长长的倒影——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光带在人行道上颤抖，像被水稀释过的颜料。尼玛提前半小时到了。她坐在最靠里的卡座上，背对着门，面朝一面贴满了尼泊尔风景明信片的墙壁。墙上有费瓦湖——湖水蓝得像被调过色，鱼尾峰的雪顶在阳光下闪着光；有杜巴广场——那些她已经很久没见到的古老寺庙，红砖的塔身，精美的木雕窗棂；有斯瓦扬布纳特——那座有名的“猴庙”，白色的佛塔上画着那双永远凝视众生的佛眼。那些明信片已经发黄卷边了，四角用图钉钉在墙上，图钉生了锈，在墙纸上留下了一圈一圈的锈迹。她看着那张费瓦湖的照片，用手指碰了碰它的边缘——纸是凉的，和她记忆中费瓦湖的水不一样。记忆是会褪色的，照片也会褪色，但照片褪得比记忆慢。
她叫了一壶酥油茶，没有喝。酥油茶的香气在卡座里弥漫开来，混着墙壁上旧纸张的味道和厨房里飘出来的咖喱味——那种混合了姜黄、孜然、芫荽籽的香气，在潮湿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浓郁。这气味让她想起泰米尔区那些小巷——卖唐卡的店铺早上刚开门，老板把一幅幅画着佛像和曼陀罗的布画挂出来；挂着五颜六色围巾的摊位上，一个夏尔巴女人正在跟游客讨价还价；门口摆着铜器的老店里，工匠用小锤子在铜盘上敲出细密的花纹。她闭上眼睛，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加德满都，手里拿着一条毯子，站在街边，向每一个路过的人微笑。但睁开眼睛，窗外是重庆的霓虹和车流——解放碑方向的写字楼在夜色中亮着冷白色的光，嘉陵江上的游轮亮着彩灯缓缓驶过，和巴格马蒂河上的酥油灯完全不同。
桑贾伊推门进来的时候，挂在门上的铜铃响了一声。那铜铃是尼泊尔式的——不是重庆茶馆里那种清脆的叮当声，而是更闷、更沉、更接近寺庙里铜钟的嗡鸣余韵。他站在门口，目光在昏暗的灯光下搜寻了一圈。餐馆里只有两三桌客人——一对年轻情侣在吃咖喱，一个中年男人独自坐在吧台边喝酒。然后他看到了角落里那个背对门口的身影。他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他的动作不快，带着一种常年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磨出来的从容。他穿着一件深色的休闲衬衫，袖口挽到肘部，小臂上有几道旧伤疤——大概是搬货时留下的。手腕上戴着一块旧表，表带已经有了裂痕，表盘里的秒针走动时发出细微的咔嗒声。他的头发比上次见面时短了一些，胡子刮得很干净，但眼角多了几道细纹——不是那种疲惫的皱纹，而是那种笑多了留下的纹路。他大概四十岁，单身，做中尼贸易为生，把尼泊尔的手工艺品卖到中国，把中国的电子产品卖到尼泊尔。他的公司不大，在重庆和加德满都各有一间小办公室，雇了几个员工，每年在中尼之间往返七八趟。他和尼玛认识很多年了——最早是在加德满都泰米尔区认识的，那时候她刚来泰米尔卖毯子，他是她最早的一批客户之一。他曾经追过她。她拒绝了。从那以后，他们之间就只剩下偶尔的问候和生意上的往来——他有时候会从她那里批发毯子，卖到中国的旅游纪念品店；她有时候会帮他联系加德满都的供货商，赚一点中介费。他们的关系像两条偶尔交叉的线，交叉过后各自延伸，不再打扰。
“你瘦了。”桑贾伊说。不是寒暄，是陈述。他的中文比尼玛好，带一点拉萨口音——他在拉萨做过几年生意，学了一口藏语和汉语混着的腔调，尾音总是往下沉，像是每句话都在确认什么。他把桌上的菜单翻过来看了一眼，又翻回去，没有叫服务员。
尼玛把酥油茶推到他面前。“你喝。我点了但没喝。”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酥油茶已经不烫了，温温的，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油脂。他放下杯子，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那个动作很粗，带着某种刻意的随意——尼玛认识他这么多年，知道他紧张的时候会做这个动作。他在加德满都第一次约她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停地用手背擦嘴角，把纸巾放在一边不用。
“你找我什么事？电话里你不肯说。”
尼玛看着他。他的脸比以前更黑了——大概是最近又在西藏和尼泊尔之间跑了很多趟，高原的紫外线不饶人。他的眼睛还是那种颜色——很深的棕色，像加了太多奶的茶，几乎看不到瞳孔的边缘。那双眼睛现在正看着她，带着某种他已经尽力掩饰但还是露出了一点痕迹的温柔。那种温柔不重，但很持久——不是那种热烈的、想要占有什么的温柔，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像守候的东西。她认识他这么多年，他一直用这种目光看她。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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